经济与金融和金融学的区别篇1

关于金融积聚的动因,金融聚集理论和规模经济理论从微观角度较好地解释了金融积聚的现象。

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1974)认为金融中心的集聚效益主要体现在跨地区支付效率和金融资源跨地区配置效率的提高。Davis(1990)通过对金融服务业领域的调查发现,在大都市区域里,各种规模的金融服务产业都倾向形成集聚。Gehrig(1998)根据证券的流动性及其信息敏感程度研究金融活动,认为无论对信息是否敏感的金融交易,都可能集中在信息集中与交流充分的中心地区,从而形成金融产业积聚。

规模经济理论主要针对金融活动的外部经济解释金融聚集现象。韩国学者Pak(1989)认为跨国银行为了降低成本会采取扩大经营规模的战略,在不同的国际金融中心设立分行,将银行服务的成本分散到全球金融业务。当某一地区跨国银行的数量增多、规模增大时,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国际银行中心便形成。我国学者潘英丽(2002)、冯德连、葛文静(2004)均认为金融中心的建立可以形成外部规模经济,例如,行业内银行之间的协作;金融机构之间共享基础设施;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邻近;信息沟通的快捷、市场流动性提高、投资成本和风险降低等等。

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国内的金融机构地域集中现象风起云涌。例如,北京云集了国内所有的宏观调控部门和监管部门;上海已成为国内最大的证券、保险和外汇交易市场及最大的住房抵押市场;深圳通过引进外资金融机构,积极发展股份制银行、商业银行、证券交易所和保险公司,迅速发展成为珠三角洲地区金融企业的集聚地。金融积聚以良好的经济基础为后盾,同时,通过集聚效应、规模效应的发挥,对区域经济的发展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二、区域金融政策倾斜的理论基础

区域金融政策倾斜是政府采用宏观干预的方法,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制定的支持区域经济发展的区域金融政策。国内外各类经济增长理论、金融约束论及国内学者对国内区域金融创新的研究为金融政策倾斜提供了理论支持。

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区域金融的发展所带来的资本的形成与产出能力给区域经济发展形成了推动作用。近年来,许多国内学者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研究框架应用到省区层面上,如陈莹(2002)、黄湘雄(2004)、曹廷求(2006)分别对江苏省、广东省、山东省的区域金融发展状况做了实证研究,都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

金融约束论认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在金融市场化过程中要通过一定程度的金融约束来达到金融深化的目标,政府通过制定存贷款利率限制、市场准入限制、资本市场运作机制和稳定的宏观政策等一整套区域金融政策为金融部门和民间部门创造租金机会,使得它们采取有社会效益的行为,弥补地区内发展不平衡及市场本身的缺陷,实现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

国内区域金融创新的研究表明,时空性、层次性、吸引与辐射性和环境差异性共同表现为区域金融的属性。唐旭博士在《货币资金流动与区域经济发展》(1999)中指出经济计划体制的转型直接导致了区域资金流动的加大,在了解国内资金分布和流动规律的基础上,制定差别政策,显得日益重要。殷得生和肖顺喜在《体制转轨中的区域金融研究》中运用实证的方法研究了我国东西部区域金融的差距,运用交换和分工等原理,提出中国区域金融协调发展的一些措施。

三、促进金融积聚北部湾经济区的政策建议

北部湾经济区处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两廊一圈等多层次发展区域的交汇处,区位优势和未来巨大的市场容量是吸引金融积聚的根本因素,也是金融政策倾斜的经济基础。在经济发展初期,如何通过金融政策倾斜加速金融机构聚集是当前研究的重点。

(一)金融机构设置倾斜

1、建立区域性股份制商业银行。蒋升湧(2007)主持的课题“建立北部湾银行问题研究”中提出,参照徽商银行模式对广西现有城市商业银行进行兼并重组,在其基础上组建区域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北部湾银行。作为区域性股份制银行,北部湾银行的业务发展方向应以支持环北部湾经济圈特别是北部湾三市社会发展与经济开发为主要目标,其信贷资金的投向重点应是北部湾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和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及其他有利于北部湾地区经济发展的建设项目,此外,就是积极支持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北部湾银行应重点吸收境外、东部资金,在成熟时,应将业务和分支机构延伸至国外特别是东盟国家,使之成为一家国际性银行。北部湾银行的资本金来源尽可能多元化,多元化体现在行业、地域(包括境内外)、所有制成分(包括自然人)等方面,多元化的好处是分散风险、保障资本金的长效稳定,并且可以发挥地缘优势,为今后引资多元化奠定基础。资本金可以采取阶段性扩充办法,在建设初期可以考虑只吸收境内资金,后期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针对北部湾经济区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北部湾银行应该承担起为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提供融资或担保的责任,通过争取国家给予类似渤海银行的新业务试办权,例如开办股权抵押贷款,一方面避免与其他银行业务同质化,同时也为其他金融机构创造市场机会,彼此形成合作关系,以利于资本聚集,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2、有差别地构建多层次、多种类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区域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依托完整的金融产业链,种类齐全的金融机构可以创造市场机会和分散市场风险。因此,必须发展包括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担保公司、金融租赁公司等在内的多元化的金融市场主体结构。非银行金融机构贷款约束较少,可以通过专业投资方式改变社会资金结构,将社会闲置资金引向资金需求最为迫切的企业或项目。当前,可以考虑大力发展小额贷款公司,组建多种类型的担保公司,以适应小企业抵押贷款的灵活性需要,改造某些准金融机构为信贷机构,加快步伐构筑中小企业融资平台。通过财政补助等手段补充非银行金融机构资本金,对这些企业实行有区别的税收政策,促进其较快发展,更好地实现高效的资金配置。

(二)金融业务管理倾斜

1、根据区域产业优先发展目录,制定区域金融支持政策。根据规划,广西将集中力量优先发展壮大食品、有色金属、汽车、石油化工、冶金、机械、电力等七大产业,同时积极发展农产品加工、高新技术、林浆纸、水泥建材、现代中药、海洋等产业。对资金投向广西上述产业的广西境内的金融机构在税收、财政补贴等予以优惠,同时,允许贷款利率适当浮动。

2、实行差异化的信贷管理政策。根据金融服务与产业的原则,通过降低存款准备金比例、放宽利率浮动等措施促进资金及金融机构向北部湾经济区聚集。对于广西境内的金融机构允许其以低于全国规定的存款准备金比例开展业务,这样有助于该区域的金融机构以较低的成本吸纳来自全国的资金,促进资金向广西及北部湾经济区的重点产业流动。同时,可以将北部湾经济区列为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试点区域,允许本地区的金融机构根据市场需求适当调整存贷利率,或者对本地区以外的金融机构向北部湾经济区的贷款提供利差补贴及地方政府担保,以保障重点产业的资金来源。

3、增加政策性银行对北部湾经济区的资金投入。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已经上升为国家规划层次,在金融政策及资金层面应尽早落实。因此在资金额度分配方面,跳出西部大开发的限制,从北部湾经济区处于多层次发展战略交汇点考虑,设立专项发展基金或者增加原来的额度,根据北部湾经济区的产业发展规划,为重点产业提供长期资金支持。同时,对政策性银行贷放的专项资金所需的配套资金实行差异化待遇,例如,对来自北部湾经济区及广西本土金融机构的部分实行国家财政补贴利差及地方政府担保的双重优惠政策,带动商业金融机构资金流向北部湾经济区。

四、金融政策倾斜应注意的问题

金融政策倾斜带有明显的政府干预色彩,对于金融产业基础薄弱的地区经济起步有着刺激作用。但是,政策倾斜往往以牺牲国家或地方财政为代价,并有可能导致该地区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进展缓慢,因此,金融政策倾斜应该考虑时效性,防止微观企业对国家财政的过分依赖。并且,金融机构积聚、资本流动最终取决于市场因素。因此,金融倾斜政策应着眼于完善市场经济基础设施、为微观企业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创造有利于金融产业积聚的金融生态环境,使北部湾经济区成为金融机构云集、资金流动活跃的热土。

经济与金融和金融学的区别篇2

关键词:金融集聚;经济增长

一、引言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建立区域性质的金融中心已经成为许多大型城市的发展目标之一,比如上海提出建设国际化的金融中心,西安也提出了建立西部地区金融中心的目标。建设金融中心旨在推动地方经济增长,但是,金融本身作为服务业,其发展动力和基础离不开对产业、企业和居民提供的各种金融活动和服务产品,其作用于经济增长需要完善的外部环境和条件,这在一定程度上启示我们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之间必然是完全的循环因果关系。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化的经济体制逐步完善,金融体制改革取得了较大进步,全国金融业发展成绩显著,银行、证券、保险、基金等行业快速兴起,全国金融集聚发展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在本文中,笔者尝试分析1978年以来全国金融集聚的动态发展变化,考察陕西金融集聚的动态发展,并应用陕西的数据对金融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经验检验。

二、文献综述

金融集聚是产业集聚在金融领域的突出表现。产业集聚是产业运动变化的结果,金融集聚则是金融资源在地区之间经过协调、配置、组合及金融产业成长、发展后,在一定地域空间生成金融地域密集系统的过程。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学者对金融集聚现象的研究加速。目前认为,金融集聚形成的模式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金融主体自身发展的结果,包括自然发展理论、政府引导理论、规模经济理论和金融集聚效益理论;二是从金融产品角度出发提出的金融产品流动性理论(Pandit,2001),节约交易成本促进金融集聚;三是金融发展环境引起的变化,比如信息流金融中心理论、金融创新金融中心理论。因此,金融集聚是一个复杂和综合的过程,不仅一个国家的市场规模和交易成本是决定金融资源流动的重要因素(David,1998),而且一个地区的跨国银行的密集程度(Gehrig,1998)、股票市场规模和交易头寸、对外贸易规模(Choieta,2002)以及信息(Gebrig,1998)等因素都是影响金融集聚的重要变量。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分析,1997年以来,我国金融业产值有进一步集中的趋势,北京、上海、浙江、广东、江苏和山东等地成为我国金融业发达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货币化水平成为这些地区金融集聚的重要因素(郑长德,2007)。但是,对上海金融集聚程度的研究发现,在很大程度上金融集聚是经济增长的动因,而经济发展对金融集聚却没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陈文锋,于瑛,2008),这一结论似乎与普遍认为的金融集聚与经济增长互相关系相违背。

对陕西金融发展的研究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刘国霞、霍学德等人(2007)的研究表明陕西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表现出“需求追逐型”的关系,也就是经济增长推动了金融发展,而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贡献较少。王满仓等人(2005)的研究也证实陕西金融发展指标M/GDP与经济发展之间呈现出负相关的关系。这些实证分析结果让我们似乎看到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互相推动关系。

三、指标设计及数据选择

从国内外学者研究现状来分析,衡量金融产业集聚可以从多种角度分析,比如空间基尼系数(SpaceGiniCoefficient)、行业集中度(Concentrationrationofindustry)、赫芬达尔指数(Herfindahlindex.HI指数)、区位熵等指标。鉴于国内学者研究中多使用区位熵指标,而且这一指标能够较为密切地反映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因此笔者在本文的研究中也使用区位熵指标,具体如下:

金融产业集聚(JRJJ)=(某地区金融产值/全国金融产值)/(某地区GDP/全国GDP)

由于金融涉及到银行、保险、证券、资本市场、基金等多个领域,但是由于全国地区之间在保险、证券起步不均衡,因此笔者在这里只考虑银行业的产值来度量金融资源集聚。一个地区的金融资源不仅包括存款,而且包括贷款。存款是可以利用的金融资源,贷款是已经发生作用的金融资源,如果只选择某一个方面,都不能全面度量金融集聚程度。因此笔者用每一个地区银行业年末存款和贷款余额总和来表示金融总量。如果计算结果大于1,说明一个地区的金融资源总量相对于经济增量而言有一定集聚,值越大说明集聚程度越高。反之,则说明金融集聚程度较低。

为全面比较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及陕西金融集聚的发展变化,笔者分别选择了1978、1985、1995、2000和2007年的经济数据,包括全国每一个地区的GDP、存款余额和贷款余额数据。分析的步骤包括:首先是计算各地区的金融集聚指标,同时结合全国金融集聚的发展变化来考察陕西金融集聚的变动情况。其次是利用陕西的数据对金融集聚与GDP进行因果检验分析,主要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最后是利用产业集聚指标与GDP、存款和贷款之间进行回归分析,以进一步证实金融集聚与GDP之间的关系。

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集聚的发展变化

经济与金融和金融学的区别篇3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梯度推进论”是一个极其重要并得到广泛应用的理论。这一理论对我国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发展做出了—定的贡献,它促进了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的优先发展,但也进一步扩大了西部地区和东部的差距,加剧了中国区域经济失衡。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必然联系。金融发展程度对经济发展状况存在明显的促进或制约作用。因此,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可以从金融层面进行考察和解释。张军洲博士在其专著《中国区域金融分析》中对区域金融及其构成要素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界定,认为区域金融是指一个国家金融结构与运行在空间上的分布状况,在外延上表现为具有不同形态、不同层次和金融活动相对集中的若干金融区域,并对中国转型期的区域金融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1]。殷德生和肖顺喜对体制转轨中的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他们运用实证的方法研究了我国东部区域金融的差距,提出中国区域金融协调发展的一些措施[2]。谢丽霜将统一的货币金融政策与非均衡区域经济发展的矛盾总结为五大冲突”[3]。麦勇认为我国一元金融政策与二元区域金融环境之间存在矛盾,应实施区域间有差别的金融政策[4]。本文把区域金融失衡定义为金融资源在不同国家或区域间的不平衡配置现象。一、区域金融失衡的表现区域金融失衡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国经济运行的客观现象。中国各区域的区位条件差异极大,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各异,区域金融失衡现象十分明显。我们可从以下指标来分析我国区域金融失衡的情况。我国东西部地区之间在金融资产总量、金融相关比率、货币化程度、证券市场以及保险市场等各个方面,均有较大的差异。在金融资产总量方面(由于缺乏各地区的金融资产和M2的统计数据,本文用金融机构存贷款和金融机构存款分别作为金融资产和M2的替代指标来进行分析),2003、2004年东西部地区金融资产总量(存款+贷款)绝对数分别相差1918846•69亿元、219393•61亿元,2004年比2003年增加了27508•92亿元,远远高于同期两地GDP绝对差异扩大的水平。与此同时,2003、2004年东西部地区金融资产总量的相对差异即地区金融资产总量的比值也十分明显,分别为4•21、4•19。戈氏指数金融相关比率的差异,金融相关比率是指某一时点上现存金融资产与GDP的比值。2003、2004年东西部的金融相关比率都有增长,但东部上扬的幅度更大一些,两地的差距扩大了。2003、2004年东部的金融相关比率分别高于西部46•92和50•94个百分点。这说明两地的金融市场化程度有很大的差距,并且这种差距正在扩大。麦氏指数经济货币化比率的差异,经济货币化比率是反映区域金融深化程度的另一个指标,指一个地区货币存量M2与GDP之间的比率(本文用金融机构存款/GDP代替)。2003、2004年东部的麦氏指数分别高于西部33•41和34•68个百分点。再从股票发行和交易看。这两年东部地区上市公司数量均大大超过了西部,东部是西部的2•9倍。2003年年我国东部地区A股筹资额771•20亿元,为西部地区当年发行总量的3•7倍。在同一时期,西部地区股票交易水平也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2004年我国东部股票交易量达24062•99亿元,为西部地区的5•7倍。保费收入是保险业发展状况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2003、2004年东部地区保费收入均为西部的4倍多。在保险业发展水平上,西部远不及东部。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我国区域金融以至经济的失衡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区域经济发展的失衡,既不利于经济的均衡发展,又将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当区域经济发展严重失衡时,调整的成本将是巨大的。近年我国东西部地区金融经济差异的急剧扩大,应当引起高度重视。二、区域金融失衡的政策性因素分析针对我国区域金融失衡现象,学者们从多个角度出发,提出了各种的解释,如: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财政政策的影响、体制转轨的影响、政府行为的影响、金融地理学的关系等。本文主要从金融政策的角度分析区域金融失衡的原因。我国东部地区金融市场化程度较高,西部地区计划金融的色彩还很浓,市场化程度偏低,呈现出明显的二元化特征。而我国仍然恪守着一元化的金融政策,以区域经济金融运行一体化为前提,强调全国范围的统一性[4]。金融政策的全国统一性是区域金融非均衡配置的主要原因。1•统一的货币政策调控方向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政府调控经济的两大工具。政府应逆经济风向而动”,以熨平经济的大起大落,力求平稳发展。当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处于同一阶段,政府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调控方向时,货币政策的绳子效应”使落后地区的扩张政策反应弹性小于紧缩政策反应弹性,而发达地区对紧缩政策的反应弹性小于扩张政策的反应弹性。这就使统一货币政策尽管表面平等,但政策效应却并不平等,这不仅不利于缩小区域差异,反而会使差异的马太效应”更加明显。一刀切”的紧缩性货币政策,会使东部地区经济状况改善的同时,恶化西部的经济发展,并进一步扩大东西部之间经济金融的差距。如1985年对全国乡镇企业的贷款实行紧缩,东部地区的乡镇企业基本已形成规模,处在结构变动、效率提高的阶段,而西部地区的乡镇企业刚刚起步,资金短缺是普遍现象,信贷紧缩使其发展大受影响。1988-1991年的治理整顿时期,1993-1996年的经济软着陆”时期的紧缩政策同样使东部地区过热经济降温的同时,将西部地区的经济打入低谷。2001-2002年为走出通货紧缩、减轻亚洲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我国实行积极的货币政策。#p#分页标题#e#这在促进全国经济走出通货紧缩阴影的同时,北京、上海等地却出现了房地产过热、储蓄过度分流等问题。2•统一的利率政策利率是资金的价格,它充分反映资金、资源的稀缺状况。由于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较快,市场化程度较高,资本收益率远高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资金需求者有能力承受较高的利率水平。但我国目前利率还未完全市场化,特别是最基本的存贷款利率,各地区浮动很小。资本是追逐利润的,哪里的收益高就往哪里走,这就使大量的西部资金流向东部地区。西部企业收益率低,还贷能力也低,西部银行放贷的风险也大。所以西部地区各商业银行不愿将本来数量不多的信贷资金用于本地贷款而愿意向东部银行拆借,这就使得西部地区的金融压抑进一步加深,西部企业更难获得银行信贷。3•统一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是现代金融制度的基本内容之一。根据货币理论,货币供应量=货币乘数×基础货币,货币乘数又由一系列因素所决定,如:存款准备金率、现金漏损率、资金周转率、货币运动速度、交易的信用化水平等。长期以来,政府将西部地区发展的战略放在作为东部地区原材料基地的位置上。西部以低价向东部地区提供能源、原材料,从东部以高价购入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这种垂直分工使大量资金漏出本区域。东部地区资金漏出量很少,相反却有大量的资金流入。西部地区经济货币化程度相对较低,现金交易比重高,现金漏损率较高。另外,西部地区资金周转速度也相对偏小。统计数据表明1998年全国各地区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流动资产年周转次数平均为1•41,其中东部为1•49,中部和西部分别为1•20、1•07。1999年全国平均为1•47,其中东部为1•52,中部和西部分别为1•25、1•05[5]。所以,西部地区的货币乘数低于东部地区,统一准备金政策会加剧地区货币供给差距。当调高准备金率时,西部地区货币供给缩减幅度大于发达地区,会导致资金紧张。4•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中规定设立全国性商业银行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十亿元人民币。设立城市商业银行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一亿元人民币,设立农村商业银行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五千万元人民币。这样全国一致的注册资本要求对金融实力强的东部发达地区来说门槛并不算太高,而对实力弱的西部来说却是相当高的。类似的还有证券公司、期货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市场准入标准。东部地区在商业银行机构数量、结构体系、分支机构密度等方面远高于西部地区。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均采用总分行制,其分支机构布局的密度显现出明显的东高西低的特点。深发展、浦发银行、福建兴业等新兴商业银行是区域性金融机构,也集中在东部地区。我国外资银行也主要集中在东部。此外,股票、期货、国债、票据等也基本以东部地区较为发达,西部企业融资渠道极为短缺,筹资极为困难。5•统一的公开市场操作公开市场操作以要求有统一货币市场和多样化的市场工具,特别是统一及发达的票据市场。而我国目前票据市场存在明显的区域性和隔断性,区域货币市场深化程度有很大的差异。东部金融机构债券持有量比较大,对公开市场操作的反应也较敏感,而中西部金融机构的敏感度则要差得多,这就使统一的公开市场操作在不同区域产生了不同的实施效果[6]。6•统一的金融监管长期以来我国的金融监管以合规性检查为主,监管的手段多为行政性质。由于东部地区金融机构数量多,种类全,新设金融机构多且集中,所以对东部地区金融监管的重点在市场准入层面,实施检查的比例也较小,导致部分金融机构漏检,其违章拆借、乱回购等违规行为往往被掩盖。西部地区金融机构数量有限,且以国有银行为主,监管相对较严。三、实行区域金融政策的必要性金融政策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恰当的金融政策在区域资本形成中有着特殊的聚合功能并能刺激经济结构的调整,形成具有相对优势的区域经济。从理论上讲,缩小区域金融差异有两种途径:其一是通过市场的无形的手”引导金融资源重新配置;其二是依靠政府的有形的手”实施区域金融政策。第一种途径秉承的是自由主义哲学和市场万能理念,认为区域金融差异仅是市场出清过程中的短暂失衡,自动平衡机制足以纠正任何市场失衡[6]。然而,自由主义的假设条件过于理想化,现实中存在着地方保护主义,劳动力流动限制等阻碍要素流动的因素以及因信息不对称导致微观主体的有限理,实际上区域自动平衡机制并不存在。所以我们应通过第二种途径即实行区域金融政策缩小区域差异。从我国国情出发,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市场体系不建全,各地区资源分布,地理条件,经济金融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如奉行统一的金融政策难以实现帕累托最优,甚至导致部分地区经济的显性或隐性负增长,加剧区域经济结构失衡,最终付出很大的制度成本。因而实施区域金融政策,在我国现阶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然,区域金融政策不能替代市场机制,只是对市场失灵”的矫正或补缺,区域金融政策必须建立在市场秩序基础上。四、实行区域金融政策解决区域金融失衡问题1•以人民银行大区分行为中心建立区域金融调控运行机制区域金融政策的核心是允许各地区在中央银行总行允许的范围内拥有一定的金融政策制定权,根据各地区自然、经济和社会条件等诸多方面的特点制定执行区域金融政策,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并逐渐缩小区域经济差异。#p#分页标题#e#为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我国从1999年1月1日起撤销中国人民银行省级分行,改为跨省区设立九大区分行。现今中央银行机构设置是总行大区分行中心支行支行四级组织体系,九大区分行的设立基本上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相吻合。在实际运行中,各大区分行及各支行并没有表现出较大的区域独立性,仍然仅仅是上级行的派出机构和基层具体执行机构,只是简单被动地执行上级行所布置各项任务。实行区域金融政策必须正确处理人民银行总行与各大区分行的关系,赋予大区分行一定的制定执行区域政策的权力,建立人民银行总行大区分行区域商业银行区域经济部门的区域金融传导机制,实现金融活动的区域相对独立性。2•实行地区间差别存贷款利率为遏制中西部地区资金大量外逃态势,可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确定基准利率和浮动上下限的基础上,由大区分行进一步制定区域内利率浮动的具体界限,对西部地区资金外流规定利率上限,限制资金外流,并降低央行对西部商业银行的再贴现率,增加中西部地区货币供应量。3•实行有差别的存款准备金率按大区实行差别准备金率,使存款准备金起到调节资金不平衡的作用。东部地区的存款准备金率可以高一些,而西部地区可以低一些,通过这种方法可以使存款准备金起到调节资金不平衡的作用,使发达地区的资金流入西部地区,刺激欠发达地区活跃金融和增加投资。我们可以给每个大区分行一定的准备金浮动权,让他们根据本区域经济金融的发展来确定一个比较适当的准备金率,从而起到支持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4•建立西部开发银行目前我国已有三家政策性银行,但还没有一家专门为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提供政策性融资的机构。为适应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需要,应建立一家专营西部开发业务的政策性金融机构———西部开发银行。新建的西部开发银行的资金来源可以有多种渠道:发行长期债券、向政府借款、向金融机构借款、向客户借款等。另外,为使其获得较为稳定的资金来源,可试行将西部地区邮政储蓄资金部分或全部划转给西部开发银行有偿使用[7]。资金直接运用于西部地区开发,重点支持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原材料、能源开发、支柱产业等产业和项目。5•积极促进西部地区金融市场发展目前我国西部与东部地区企业上市申请标准统一,这在管理制度上具有公平性,但在现实中不利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现行的股票和债券发行政策应适当向西部地区倾斜,鼓励更多的符合条件的西部企业上市融资。建立全国性和区域性票据市场,增加票据的流动性。6•发展多层次、多元化的金融组织体系一方面实行有差别的金融机构设置管理制度,在西部适当放宽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准入条件,取消或放松在西部贷款业务等方面的限制,鼓励新兴商业银行到西部大中城市设置分支机构;另一方面,积极引进外资银行的西进”,鼓励外资金融机构参与西部开发。

经济与金融和金融学的区别篇4

关键词:金融业;产业集聚;经济发展;经济货币化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7)11-0022-04

一、引言

产业集聚(IndustrialCluster)是产业发展演化过程中的一种地缘现象,是指由一定数量企业共同组成的产业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集中,以实现集聚效益的一种现象。它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业化进行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产物,是现阶段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来源和集中表现,可以分为同一类型和不同类型两种产业的集聚。金融业的集聚是产业集聚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在产业集聚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金融集聚既可以定义为一个过程,也可以定义为一个状态或结果。前者指通过金融资源与地域条件协调、配置、组合的时空动态变化,金融产业成长、发展,进而在一定地域空间生成金融地域密集系统的变化过程。也可以看作是金融运动的地域选择和落实、金融效率的空间调整和提高的过程。后者则指经过上述过程,达到一定规模和密集程度的金融产品、工具、机构、制度、法规、政策文化在一定地域空间有机组合的现象和状态。[1]

金融集聚的内涵丰富而深刻,即包括金融资源、金融系统在结构、功能、规模、等级上的时空有序演变进程,又涵盖了金融资源与地域地理环境、人文环境及其它产业相互融合、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过程。关于金融业集聚,学术界已有一些研究,这些研究集中于金融中心的形成、金融业集聚的性质、成因等方面,在研究方法方面,集中于定性研究和规范研究。本文将通过一些量度方法对金融业的空间聚集程度进行测定,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收集整理较长时期的时间序列数据,根据计算结果对我国金融业集聚的发展变化做出评估和比较。

二、金融业集聚水平的测度方法

自Marshall提出产业集聚,即空间外部性概念以来,经济学者和经济地理学者对产业集聚不断进行深入探索,从不同视角对产业集聚理论进行研究。其中关于产业集聚水平的测度,学者们提出了若干指标,每个指标都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产业集聚的程度,本文在测度我国金融业的集聚程度时主要使用以下指标。

1.空间基尼系数(SpaceGinicoefficient)

Lorenz在研究居民收入分配时创立了揭示社会分配平均程度的洛伦兹曲线。Gini依据洛伦兹曲线提出计算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统计指标:基尼系数。Krugman(1991)运用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测定行业在区域间分配均衡程度时提出空间基尼系数。[2]即比较某个地区某一产业的就业人数占该产业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以及该地区全部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情况。其公式为:

其中,G为基尼系数,是i地区某产业就业人数占全国该产业总就业人数的比重(本文用i地区金融资源占全国金融资源的比重),xi是该地区就业人数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比重(本文用该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生产总值的比重)。该方法的价值在于简便直观(可以很方便地把基尼系数转化成非常直观的图形),系数越高(最大值为1),表明集聚值越大,即产业在地理上愈加集中。

2.行业集中度(concentrationrationofindustry)

在各种测度产业集聚水平的方法中,行业集中度是最简单、最常用的计算指标,是衡量某一市场竞争程度的重要标志。行业集中度是指某一产业规模最大的n位企业的有关数值(如生产额、销售额、职工人数、资产总额等)占整个市场或行业的份额。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CRn代表X产业中规模最大的前n位企业(地区)的市场集中度,Xi代表X产业中第i位企业(地区)的金融资源数等,N代表X产业的全部企业数。行业集中度能够形象地反映产业市场集中水平,测定产业内主要企业在市场上的垄断与竞争程度。CRn对前几家市场占有率大的企业(地区)份额变化反应灵敏,测算方法简便易行。

3.赫芬达尔指数(Herfindahlindex,HI指数)[3]

赫芬达尔指数是指产业中所有企业市场份额的平方和,其计算公式为:

这里,HI指数作为衡量金融业业集聚程度的重要指标,定义为各地区金融资源占全国金融资源百分比的平方和,si代表第i个地区金融资源占全国的百分比。HI指数实质是赋予每个地区的份额si的一个权重,通常对金融资源多的地区给予的权重大。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使用两个指标反映各地区金融业的发展情况,一个是各地区生产总值中金融业(含保险)产值指标,一个是各地区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

三、我国金融业集聚水平的统计分析

1.基于金融业产值的分析

首先分析各地区生产总值中,金融业产值的集聚水平。限于数据的可得性,分析的时期为1997-2005年。

表1给出了相关的计算结果。图1绘出了1997年和2005年我国金融业产值的集中度曲线。可以看出,1997年以来,我国金融业产值有进一步集中的趋势。特别是前四个地区金融业产值占全国的比重所显示的集聚趋势更明显,北京、上海、浙江、广东、江苏、山东等地是我国金融业发达的地区。

2.基于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的分析

各地区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是各地区金融资源的最主要测度指标,因此分析各地区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的集聚情况,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反映我国金融业的集聚水平。

本文分别计算了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相对于各地区生产总值和人口的空间基尼系数、HI指数和集中度指数CR4,并绘出了它们在1978-2005年的变化趋势,如图2、图3和图4。总体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的集聚趋势是先下降,到1990年前后达到最低,以后随着市场配置金融资源改革的发展,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的集聚水平开始提高,在地区上,金融资源向沿海地区集聚,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金融资源大量流出,金融资源空间集聚的黑洞效应明显,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投入到中西部的大量资金通过各种渠道回流到东部地区。也就是说,东部地区经济发达,经济部门对资金的需求强烈,资金的边际生产力高,区域规模收益递增的程度很强,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政府通过什么途径从东部地区转移资金到中西部地区,结果这些被转移的资金都会回流到东部地区。郑长德等(2006)研究了我国各省级行政区资本的流动情况,结果表明中西部地区绝大多数省级行政区都是资本的净流出区。[4]

根据上面的分析,本文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金融业集聚水平的基本判断是,金融业的集聚水平总体上在提高,金融资源在地理上的配置是在不断向东部沿海地区集中。

四、我国金融业集聚与经济发展、工业化的关系

金融集聚作为经济发展和产业集聚的伴随物,随着经济发展和产业集聚的形成而发展。格利和爱德华・肖曾指出:“如果离开实际经济发展的来龙去脉,金融发展难以理解。”[5]经济发展与金融产业成长总是相互伴生的,一个高速增长的经济将为金融发展提供必需的资金需求市场。根据需求反映金融体系理论,金融体系的发展是对经济发展水平的自动反应,取决于实际经济部门的货币化程度。

金融集聚和产业集聚的关系,实际上是宏观领域的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关系在中观区域层面上的反映。一方面,产业集聚为金融产业成长提供了承载空间。另一方面,金融产业成长是产业集聚的动力性条件和重要力量,是推动产业集聚的启动器和神经中枢。从供给角度看,金融集聚是与政府行为密切相关的,政府的区域金融发展政策是形成区域金融集聚的重要因素。

本文着重讨论金融集聚和经济发展及工业化水平的关系,分析了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的HI指数和人均GDP及工业占GDP的比重(代表工业化)间的关系,同时还考虑了我国经济的货币化程度(M2/GNP)对金融业集聚的影响。这些指标间的相关关系如表2所示。因此,金融集聚指数和人均GDP及经济货币化指数间存在强正相关关系,和工业化指数间存在弱正相关关系。执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表明,人均GDP、工业产值比重和经济货币化指数都是金融集聚指数HI的格兰杰原因(表3)。

分别对金融集聚指数和人均GDP、工业比重、经济货币化指数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4。可以看出,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货币化程度是解释金融集聚的主要因素,而工业化指标对金融集聚的解释很有限。

综合上面的分析,笔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金融集聚主要是经济发展和经济货币化程度的提高形成的。

五、结论和评论

本文研究了我国金融业产值和金融机构存贷款的空间集聚,得出以下结论:

(1)1997年以来,我国金融业产值有进一步集中的趋势。北京、上海、浙江、广东、江苏、山东等地是我国金融业发达的地区。

(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的集聚趋势是先下降,到1990年前后达到最低,以后随着市场配置金融资源改革的发展,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的集聚水平开始提高,在地区上,金融资源向沿海地区集聚,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金融资源大量流出。

(3)金融资源向沿海地区的集聚,有其客观必然性,因为金融集聚作为经济发展和产业集聚的伴随物,随着经济发展和产业集聚的形成而发展。沿海地区经济相对发达,一个发达的经济从需求方驱动金融资源的集聚;另一方面,从供给角度看,改革开放以来政府的宏观区域政策是形成区域金融集聚的重要因素。

金融资源向沿海地区的集聚,促进了沿海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快速发展,产生了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间循环累积效果,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由于金融资源的流出,制约了经济发展,这样金融资源在空间上的集聚加大了东西部地区间的发展差距。[6]因此,加大中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实现金融资源的均衡配置,对于缩小目前日益扩大的地区差距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黄解宇,杨再斌.金融集聚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2]保罗・克鲁格曼.地理与贸易[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3][英]玛丽亚・莫斯坎瑞斯.企业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4]郑长德等.中国区际资本流动分析――基于F-H模型的分析[R].中国金融业全面开放与金融稳定学术研讨会,2006.

[5]格利和爱德华・肖.金融理论中的货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8.

经济与金融和金融学的区别篇5

关键词:金融商务中心区SWOT分析地理区位优势

济南市市中区是济南的政治、金融、商贸中心,是省会形象的代表性区域。发挥区位优势,完善规划布局,突出发展以金融业为主导的现代服务业,是济南市重点推进的金融聚集区,在全省、全市金融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辖区内共有各类金融机构及营业网点206家。区委和区政府提出了建设济南金融商务中心区的建设设想,并希望申请省级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本文主要分析济南市市中区在建设金融商务中心区存在的优势、问题和不足、历史机遇以及挑战与威胁,即进行SWOT分析。

1济南金融商务中心区建设优势分析

将从地理区位优势、规划超前优势,发展基础优势,发展环境优势和政府政策优势,金融机构的数量优势等各方面分析。

1.1地理区位优势明显

济南市市中区是济南市中心城区。面积28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71.36万人,是省会济南的政治、经济、金融中心,其交通、通讯、科技、教育和医疗等基础设施都十分的完善,资金充足,人才济济。辖区驻有省委、等党政军重要机关及中央驻鲁企事业单位等各类单位2130多个,总部经济发达。市中区是央行济南分行、省银监局、证监局等金融监管机构所在地。交通设施完备,向西通过10路便可到达高铁济南西客站,高架路与绕城高速是相连的,能够直接去济南国际机场。通讯网络十分发达,设有移动、联通等国家重点信息通讯企业,有不少的信息化设备,而且是比较先进的,为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提供了便利。而且,省政府和市政均在济南市中区,该区是全市政治、文化、经济金融的中心。该优越的资源环境和地理区位决定了金融商务中心区的必选之地。

1.2超前的规划框架已经成型

按照全市“拓展城市发展空间,打造现代产业体系”的总体要求,紧密结合市中区实际,全面启动了济南金融商务中心区的规划建设。聘请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和复旦大学专家对全区产业发展定位和空间布局进行深入研究,特别是依托金融业相对集中的优势,协调配合济南市规划部门,英国阿特金斯顾问有限公司、北京清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等国内外顶尖的专业机构,对济南金融商务中心区整体以及具体项目,按照“国际同步、国内领先”的要求,进行了高起点、高标准的规划策划,确定了“两纵三横”的规划布局。绿地普利中心、万象城、百年商埠等具体项目进行了高起点、高标准的规划策划,这使得济南金融商务中心区在开始规划建设之时,就已经具备了国际水准,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

1.3发展基础优越,金融机构众多、中介服务机构聚集

作为济南区域性金融中心建设的核心区,济南金融商务中心区位于省会济南中心区域,区位优势明显,金融机构集聚,文化底蕴深厚,金融传统悠久,交通、通讯、科技、教育和医疗等基础设施完备。截止到2011年年底,济南金融商务中心区进驻的各类金融机构及营业网点有217家,其中,银行机构区域总部17家,占全市总量的60.7%;保险机构区域总部26家,占全市总量的44%,在全市甚至是全省金融机构中,可以算的上是种类最全、数量最多、分布最密集的区域。近年来成功引进了全市首家外资银行汇丰银行济南分行、全球最大保险企业投资的中德安联保险山东分公司以及北京银行、天津银行等40余家金融机构。2012年4月26日,济南第二家外资银行渣打银行济南分行在市中区落户。山东信源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大华国信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等专门专业服务业企业也在此集聚,提升了金融商务经济的整体素质和专业化程度。

1.4良好的产业基础、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优越的服务环境

作为立足省会经济圈、辐射周边区域的金融产业园区,既得益于全省、全市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为各类企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持。通讯网络先进,区内有移动通信、网通、电信等国家重点信息通讯企业,信息化设施安全、快捷、畅通;电力供水、供热等公共设施完善,可为金融业发展提供较好的配套服务。在市中区周围环境优美,生态优越,其东临包含大明湖、趵突泉和五龙潭生态园里的泉城特色风貌带。在区域内则形成大观园商场、马鞍山路和经十一路济南风味美食城、大纬二路等特色商业街。有较好的住宿、餐饮、休闲和商贸优势。该区域临近省立医院、齐鲁医院等大型医疗机构,生活服务功能完善,周围高档的住宅和商业住房。

1.5发展环境优势和政府政策的支持

区委、区政府提出建设“金融商务市中”的目标,得到省委的支持与肯定。成立了济南金融商务中心区建设工作协调组。设立了金融办公室,形成了多部门组成的金融服务体系。制定出台了促进金融业、总部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并设立专项资金,对重大金融机构引进,采取“一事一议”的办法为金融机构量身打造政策扶持措施。初步形成了金融业发展的“洼地效应”,实现了以环境促引进、以引进促聚集、以聚集促发展的良性循环。《济南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促进金融业发展的意见》、《济南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财源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快推进济南金融商务中心区建设的意见》等文件,明确了实施鼓励金融业发展的扶持政策。

2济南金融商务中心区建设的问题与不足

济南市中区在建立金融商务中心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问题和不足,比如资源整合和利用不足;政策支持和“软环境”需进一步完善;缺乏高素质的专业金融人才等等,列举如下:

2.1载体资源仍显不足

在存量资源上,辖区内位置比较好、配套完善的写字楼,几乎上已经全部出租出去,如明珠国际商务港,汇宝大厦,银都国际大厦多已签约;其他中高档商务楼虽然有闲置的办公载体,但在车位配置、电梯容量、配套等均不够完善,难以满足金融企业入驻需要。市中区金融商务核心区域的主干道路两侧的载体资源基本全是竞价租赁使用方式。金融企业在竞价中不具备优势。政府在该方面的政策帮助等较少。此外,在建载体来看,商业住宅和办公设施的建设周期较长,市中区目前在建或拟建的商务楼宇在较短时间内难以形成有效供给。

2.2金融体系建设不完善

在市中区所辖区得各类金融机构中,银行和保险业分别为97家和48家,占金融机构数量总量的80%,金融体系结构类型过于偏重于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且多为分支机构;证券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等与金融创新关系密切的其他金融机构发展的还不是很快,还需要再继续提高整体服务功能。金融中心要不断的致力于金融体系的建立和健全,吸引更多的金融机构,在金融服务方面创造更多的优势。以同业拆借和票据承兑为主的货币市场开始不断的壮大,这对于货币市场未来的发展来说是非常好的,对于金融业的其他领域都没有什么优势。特别是资本市场没有得到较快的发展,没有形成一个良好的市场交易平台,一些具有优势的中介服务业比较落后,金融业间的发展出现了失衡的现象,金融业领域还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

2.3区域竞争日趋激烈

济南将形成以金融商务中心区为基础,以东部金融商贸区、西客站金融后台服务区为核心的功能互补的金融功能区。三个功能区不仅是合作的关系还存在着竞争。

2.4配套产业发展滞后

除了金融机构的金融功能区,还必须有一种共生的产业和相关产业聚集,需要一个专业的中介服务机构和其他支持。金融商务中心区没有一流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咨询管理公司,信用评级公司,中介服务机构和也不具备一流的专用软件开发,数据处理和其他后台服务机构,金融中心。消费群体的区域匹配相对缺乏。

2.5专门金融人才缺乏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济南市中区需要一批高素质的金融、财务等专业人才,虽然驻济高校较多,但是多不在市中区,并且缺乏一批对市场具有敏锐眼光、具有海外工作经验的高素质专业的金融人才。

3济南金融商务中心区建设的历史机遇

以规划策划为先导,金融商务中心区定位进一步明确,在区域定位上,尽力打造成立足于济南,山东,服务于环渤海南翼,创建金融商业集群核心功能定位,形象定位,重点建设南翼和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环渤海金融生态示范区。功能定位以金融监督、管理功能为核心,兼有商务公寓和公共服务等相关配套功能的金融商务集聚核。加快建设生态型创新和复合型的金融商务中心的商业价值。省,市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充分肯定金融商务区的规划和建设,已被列为全市重点上市支持10个主要服务行业集中区建设的第一位。这是一个难得的政策支持的发展机遇。

以棚户区改造为契机,促进金融商务中心的建设,紧紧抓住全市棚户区改造的重大机遇,先后启动了馆驿街以南、魏家庄、天桥南三角地、普利门、中光明街等老城改造项目,不断的给金融机构创造更加优质的设施,为其发展提供一个功能齐全、配套完善的发展平台。目前正加快推进基础土建工作;位于大观园东片区的万象城项目,打造全省城市综合体样板,正加紧调整完善规划设计方案。

以优化环境为基础,金融机构引进取得显著成效。围绕打造良好的投资服务环境,专门成立了金融工作领导小组,设立了金融办公室,坚持“以服务促发展”的原则,积极为全区金融企业提供相关服务,致力于打造和谐的金融生态环境,逐步完善区内金融体系;在办公用房、人才引进、子女入学、居住生活等方面给予最大优惠。

4济南金融商务中心区建设面临的挑战与威胁

济南市的金融发展相对落后于全国金融发展水平,而且与济南市经济增长不相适应,面临着不进步就落后的局面。基本形成了一个金融中心的资本供大于求的形成要素,这意味着所有地方的收入,储蓄存款增加,支持内源性的资本投资周期,并要求该地区拥有雄厚的资本聚集,所以资金超越当地的实际需要,可以提供资本,以支持经济辐射区。

据悉济南的综合交易成本与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的城市相比较高,政府支持力度不够。就济南市所辖各区来看,金融业的竞争主要在市中区和历下区之间展开。2009年,市中区、历下区金融业分别实现区级税收5.15亿元、5.2亿元,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分别为28.2%、25%;全市40家营业收入过亿元的金融机构,市中区、历下区分别为20家、19家。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市中区金融业发展并没有绝对的优势,在竞争中发展将是今后一个时期的基本趋势,来自于历下区的挑战和威胁不得不考虑。

参考文献:

[1]徐波.建设济南区域金融中心的条件与发展战略研究[D].山东大学,2008.

[2]刘红.金融集聚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机制研究[D].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2008.

[3]马小惠等.加快金融商务中心区建设提升城市金融服务功能[J].魅力中国,2011.

[4]王新军.试析济南区域性金融中心的构建[J].济南职业学院学报.2007.

[5]郭涛.试论建设济南区域金融中心的问题[J].金融发展研究2010.

[6]刘芳.CBD金融集聚研究——以北京CBD金融集聚为例[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0.

经济与金融和金融学的区别篇6

【关键词】中国新疆;中亚;金融合作;模式;对策

引言

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和金融经济国际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各国纷纷认识到开展区域金融合作的必要性,以增强抵御风险、化解危机的能力。随着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进程的加快,上海合作组织银行联合体的成立推进了中亚五国金融合作支持对外开放战略的进程。与此同时,中国新疆与中亚五国经济合作的迅速发展是促进金融合作支持对外开放战略的强大动力,而金融合作是区域经济合作的基础。金融合作与区域经济合作具有良好的互补性。中亚地区金融合作区的建立,对于各国实施金融互动、优势互补,加快金融创新,改善金融生态,提升金融整体竞争力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新疆与中亚金融合作的背景及动因

(一)金融危机呼吁金融合作

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得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开展金融合作的意识大大增强,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只是负面的影响,它在很多方面也刺激了合作的发展。这次金融危机恰恰强调了金融合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它促使各国认真思考,从而推动金融领域的合作。金融危机对中亚地区金融层面的影响,主要是银行国际金融市场融资能力和银行业短期偿债能力下降,金融投资环境下滑,落实到实体经济中,表现为从银行获得贷款投放减少,能源价格迅速下跌,对中亚资源型国家的经济增长造成严重打击。因此,中亚国家建立和加强区域金融合作,携手互助,共同抵御和防范金融危机势在必行。

(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在要求

中亚区域金融合作更为深远的背景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对金融合作的内在要求。在世界其他地区经济一体化迅速发展的背景下,中亚地区只有加强经济合作,才能够应对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带来的挑战。而中亚国家相互贸易与投资的大幅增加,经济联系的日益紧密,既为区域金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加快金融合作提出了要求。

(三)增强中亚金融稳定的要求

2009年6月16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发表《叶卡捷琳堡宣言》。《宣言》指出,当前世界经济和金融形势要求国际社会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共同防范金融危机风险积聚和扩散,保持经济稳定。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将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建立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序、兼顾各方利益、使全球化惠及各国的国际金融秩序。为此,应在本组织区域内就国际金融问题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问题加强合作和信息交流。通过加强区域金融合作,完善危机防范与资本支持机制,并且在政策对话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具有实质内容的政策协调机制,才可以增强东亚地区金融的稳定性。

(四)加强区域金融合作,是中国新疆与中亚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

金融合作可有效整合区域内的金融资源,产生巨大的经济效应;能加快金融创新的步伐,深化经济合作;提升各国金融服务水平和金融整体竞争力,推动经济合作的进一步深化;能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为行业合作提供资金支持,促进世界经济金融一体化的进程也对对接欧盟、东盟区域合作,提高区域内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和开放水平,保持各国的经济繁荣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二、中国新疆与中亚国家金融合作的可行性分析

从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及东盟等国际上成功的区域合作经验来看,区域金融合作应符合三个条件:一是合作区域相互毗邻,且处于“龙头”地位的金融核心区要有足够的吸引力、辐射力和增长力;二是各地区之间经济金融发展具有一定的梯度性,资源优势互补;三是必须形成利益共享、成果多赢的共生型协作机制。在这一点上,中亚地区相对于其他经济区域,具有明显的可行性。

(一)从地理区位来看

中亚各国区域特征明显,中国是中亚金融、物流和信息中心,中亚各国和中国中西部都处在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区,而中国新疆毗邻中亚八国,新疆乌鲁木齐曾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也是新亚欧大陆桥的中心城市,且地处欧亚地理中心,是中国连接中亚地区乃至欧洲的陆路交通枢纽。中国新疆特有的地理位置和区位优势,以及与中亚各经济体的经贸往来关系,奠定了金融合作的基础。

中国新疆与中亚各经济体虽然在环境、经济发展、文化传统、等方面存有一定差异,但近年来,该地区各国政府均将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开拓国际市场作为其促进经济复苏和发展的重要战略。如果以中国为内圈和核心圈,第二圈则为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第三圈就是欧亚的其他国家。处于“龙头”地位的核心区是中国经济圈。该经济中心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对周边来说都有着极大的吸引力、辐射力。

(二)从资源禀赋来看

一个地区的比较优势、产业的选择和技术进步的方式都会与该地区的资源禀赋有关。如表1所示,中国新疆与中亚国家之间资源禀赋的差异明显,互补较强,为经济金融的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中亚经济区必须充分发掘和利用区内资源禀赋的这种差异和比较优势,寻找合作的契机,实现共同发展。

(三)从经济发展来看

在中国新疆与中亚经济区中,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梯度性差异,这种差异为区域经济的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从表2可以看出,受自然禀赋差异和市场开放程度的影响,中国、中国新疆与中亚国家经济增长各不相同。新疆经济增长相比中亚五国的经济增长最快,而哈萨克斯坦增速是中亚五国的领头羊,因为其资源丰富,经济高度市场化、自由化。土库曼斯坦增速虽快,但计划经济色彩浓厚,市场经济发展缓慢。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经济增长较快,但他们经济增长中有个相同的特点是需要依赖外债来维持本国的经济活动。乌兹别克斯坦经济增长缓慢,主要源自于其改革进程缓慢,国家干预较大。

(四)从经济开放度来看

麦金农(1963)认为,应该将经济开放程度作为最优货币区的标准。经济开放程度是指一国生产消费的贸易商品对非贸易商品的比率。在一个高度开放的经济区域中,如果仅仅使用汇率手段调整国际收支失衡,则会由于进口价格上升导致物价上涨,使国内出现需求下降和失业率上升;而经济开放程度较高的国家,对进口商品依赖程度较高,需求弹性较小,则需要汇率大幅调整。基于以上理由,如果区内经济体开放程度较高,应当建立统一的货币区,这有利于各经济体内外均衡的实现。一般而言,经济开放度体现了一国对外经济活动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同时也表明了其对外部经济的依赖程度。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世界银行所称的“第三次一体化(全球化)浪潮”推动下,以及通讯技术进步、关税降低和国际直接投资(FDI)流入限制的逐步放松,中亚地区的市场开放程度大大提高。衡量一国开放度的最常用指标是外贸依存度①。根据Kawai和Takagi(2000)的统计,东亚地区有7个国家以及中国的香港、台湾地区的开放度接近或超过100%,当之无愧地成为“超级贸易国家和地区”,东亚国家对外开放度平均指标达到81,而从表3的统计数据也可以看出中国新疆和中亚国家平均指标为74,与东亚国家开放度接近,并已经明显高于欧元区国家53的水平。但是从差距来看,中国新疆与中亚国家各经济体在开放水平的差距较大,表明中国新疆与中亚国家个体差异仍然较大,需要经过一定的趋同,才能接近欧盟国家的开放度分布。就平均水平而言,中国新疆与中亚国家的这种高度开放的特征,增加了汇率合作的收益,因此迫切需要各国汇率的相互稳定,进行金融合作。

(五)从金融发展情况来看

由于中亚国家金融业发展相对滞后,金融机构的信誉级别较低,这既增加了中国及中国新疆与中亚进行金融合作的风险,也不利于中方改善与中亚经贸合作的投融资环境。从金融发展来看,中国有比较健全的金融体系以及配套的法规、监管机构,较为成熟的资本市场和一批活跃的投资者,相对中亚国家的金融体系较为规范,因此,中国新疆与中亚区域合作有利于加快中国的资本进一步辐射,特别是中国的金融业将获得更大的市场空间和更多的机会。而周边各国在自然资源、劳动力、土地等方面具有相对优势,正需要一种强大的推动力使两种资源进行充分整合,利用资源优势吸纳投资,弥补开发资金的不足,以促进经济发展和进步。可以说,中亚区域合作恰逢其时,区域内的资金配置效率可以得到更好的提高。

(六)从中国新疆未来的金融地位来看

随着国务院32号文件的颁布,新疆在中国能源资源的重要基地和加工区地位更加明确,需要多方开展金融领域合作,中国新疆金融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乌鲁木齐“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将乌鲁木齐建设成为中亚金融中心。2007年12月,渣打银行联合溢达集团在乌鲁木齐推出小额农贷试点项目。2008年9月,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正式挂牌营业。作为第一家在新疆设立分行的本地注册的外资法人银行,东亚银行有限公司将会在新疆全面开展金融服务。这标志着新疆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截至2008年9月,乌鲁木齐有17家银行业金融机构,中信、民生等国内银行,以及浙商银行、徽商银行等地域性银行都有打算在乌鲁木齐市开展跨地区金融业务。新疆金融业的稳步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与中亚国家金融合作搭建了有利平台。

三、中国新疆与中亚金融合作的对策

由于中国新疆与中亚国家的经济金融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具有较大差异性,决定了中亚区域经济金融合作只能是分层次、有步骤地逐步推进。中亚经济金融合作总的原则“是平等、互惠、自愿、双赢”,中亚金融合作的步骤应该分层次逐步推进,各经济体可考虑先从双边、三边合作入手,进而发展到多边及更广泛的合作,总的构想是整合区域比较优势,拓展金融媒介宽度。

(一)利用上海合作组织的平台,发挥上海合作组织银行联合体的积极作用

2005年10月26日,“上海合作组织”银行联合体正式成立,“上海合作组织”六国的各自授权银行或金融机构均已加入这一多边金融合作组织。2006年“上海合作组织”上海峰会期间,各成员国在银行联合体框架内签署了7.5亿美元的协议和项目,为各成员国更好地应对全球化挑战和把握机遇提供了有效的金融手段。因此,应进一步发挥上海合作组织银联体的桥梁作用,推动中国新疆与中亚国家的交流。一是提升上海合作组织银联体的作用,促进开展实质性的多边金融业务;二是积极开展创新融资合作模式,支持重点项目开展;三是大力推动金融结算及信息平台的工作;四是推动建立联系我国和中亚国家企业界的民间经济组织,加强与金融机构的协调。

(二)积极开展各种金融合作模式

1.金融市场方面的合作。在中亚区域内的金融合作,尤其要发挥中国新疆作为中亚国际金融中心的区位优势,各经济体可借助区域合作的机会,加快经济体金融市场的建设,改善金融环境,提高金融市场开放程度,融入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使区域内各经济体的金融市场之间实现良性互动。

2.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中国新疆与中亚国家区域内金融机构之间可以通过相互联动来提供整体性的跨区域金融服务,使区域内客户在经济活动中的需求获得更有效的满足;涉及到区域内大型项目的资金支持时,多个金融机构可以通过银团贷款的方式予以合作;在对区域内企业进行重组过程中,可以引入多个机构投资者。

3.采取政府主导与市场手段并重的多种方式促进金融合作。积极引导中国金融机构开展中亚地区业务,支持金融机构通过兼并等方式成立分支机构或子公司,针对中资企业的贸易和投资,开展融资、保险等业务。以中资项目为依托,实现在中国新疆与中亚各经济体的金融业务深入开展。

4.通过与中亚国家金融资本融合引导实业投资。联合中亚国家发起成立“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基金”,针对中亚地区具有资源优势的采矿业、石油开采和加工业及发展滞后、相对薄弱的行业进行投资。

5.金融公共设施的建设和金融合作协调机制的建立。中国新疆与中亚国家金融合作的顺利实施离不开区域金融公共设施建设,这些公共基础设施为区域金融合作中出现的信息流、资金流、人才流提供了畅通的渠道,包括区域信息共享系统、区域支付结算平台、区域票据交换中心、区域外汇交易市场、区域信用卡管理中心等,目的在于降低交易成本,提升区域金融业整体水平。

(三)建立金融风险管理体系,加强金融合作监管

中国新疆与中亚国家区域金融稳定应该达到这样一种状态,即区域内整体金融运行环境良好,管理机制健全,并具有较强的风险防范与化解能力。而区域金融合作(如银行内部跨区域合作、跨行跨区域金融市场合作等)都要求更高的监管水平。要保持这种稳定状态,除了各金融机构内部管理体制的不断完善,还必须建立跨区域金融监管、风险预警、风险救助等一系列合作措施,同时还可以进一步建立区域征信体系、区域金融信息披露管理系统、区域反洗钱合作系统等。

【参考文献】

[1]秦凤鸣.中亚市场新视角[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2]邢广程.俄罗斯东欧中亚国家发展报告(2006-2008)[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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