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文化论文篇1
一、我国文学理论的发展概况
其一，我国建立新中国后，文学理论主要是借鉴前苏联的模式。在结束之后，我国的文论对文学理论的批评思考，逐渐走向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道路，重新确立了文学艺术的理论体系。而这一项工程主要是由美学这门学科开始的。从而美学就成为我国之后的显学，其不仅是外在因素的驱动，也是文学理论发展的必然要求。当时由于的一句话：每个阶级有每个阶级的美，同时也有共同之美[2]。这句话打破了阶级性的局限，为文学理论的发展提供有利的依据，为美学的发展提供了时代的契机。随后有学者认为人性和阶级之间是共性和特殊性的关系，部分无法取代全部，同时论证了共同美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在之后的几年时间里，有关人物性格、文学主体性等大多数文学理论问题成为热门话题，主要是围绕着共同美来探讨和研究的。在当时特殊的文学环境下，通过美学来研究分析文学理论问题，具有其特定的意义。首先，可以有效的改变文学理论的政治模式。其次，可以确立文学的审美特点。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具有逻辑上的相乘性。
其二，在新时期下文学的审美性。在新的时期下，文学审美自律论的演讲过程中就是最先从文学的审美性开始的。在着重强调文学的审美性过程中，逐渐产生了一种新的学科，即文艺美学。这种学科和其他的文学审美论相比，文艺美学的审美立场更加明确、清晰，主要是将寻求的文艺审美本质作为自身的根本任务，从一定意义上说，文艺的本质就是审美情感。之后逐渐出现了以审美情感为中心的文学理论专著和教材，这种由人为文学主体地位的观念逐渐转变为以人的内心生活再到以情感为文学主体的观念，这种转变正是文学审美论的进步发展。
其三，上世纪80年代下半叶，文学理论中的语言论转向。在这一时期，我国文学领域中逐渐出现了一种语言论转向，其直接受到国外新批评、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等文论的影响，但是仍和文学审美性有关。具体来说，从审美范围角度出发，从西方国家中引进和应用文论，主要目的是对文学的自身特点进行研究和说明。重点分析语言形式和结构层次，对文学语言特殊性的研究具有比较浓重的审美论色彩，可以将其看成是文学研究中的进一步深化。在这个时期，文学理论的发展取得较好的成就，首先，文学审美性有效的推动了文学理论基础的认识，打破了以往机械反映的模式，在文学理论中注重实践论、主体论方法，使得文学理论的观念和方法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发展。其次，文学审美性加深了人们对文学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使得在文学反映结构中加入了情感、思想、想象、意识、感知、愉悦、评价、理想和非理性等方面的观念，随之文学理论逐渐注重人的心理层面、认识层面和实践层面。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语言论的引进，作品的本体论研究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并研发出一些新的方法，可以在内容和形式之外使用结构层次的分析方法，对作品的形式进行更细致和丰富的认识。同时，我们还应该认识到审美自律论有一定的局限性，其主要表现在：由于人们将文学看成是封闭的审美系统，无法对文学本质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进行揭示和分析，从而造成文学价值观念的狭隘发展，对文学的社会文化关联不够重视。另外，由于将文学的主要属性归结为审美性，将文学的根本价值视为审美价值，忽视了文学和其他艺术的区别，在具体操作方面又将文学和艺术统称为艺术，没有进行有效的分别，从而导致文学的本质特征无法体现出来。
二、现代文学理论发展的现状
其一，文学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大众文化逐渐发展起来，同时还受到市场经济的影响，文学审美性的理论困境逐渐体现出来。使得文学和政治之间的关系重新被人们提出来进行思考。然而文学当中的种族、权利、性别、国际政治关系等问题逐渐受到文学界的注意，人们认识到文学不能等同于政治，但是完全的忽视文学和政治之间的关联也是错误的，文学可以不为政治服务，但是文学本身具有政治性的特点。人们更加倾向于从社会政治的角度来分析和解说政治，例如后殖民主义和女权主义关注的就是男女之间的性别政治，对这种政治形式的理解明显具有社会文化的性质。根据相关研究表明，文学理论批评的关注焦点逐渐向外转[5]。
其二，大众文化对文学理论的影响。从审美到文化的转向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在90年代的时候，“泛美学”概念逐渐兴起，主要关注美学对现实生活的参入问题，例如美学和市场营销、电子文化、社会犯罪等之间的问题。“泛美学”逐渐发展到后来的审美文化。审美文化关注的就是大众文化的问题，主要指的是在现代商品社会中逐渐产生的，主要是通过大众传播媒体为介质，以现代都市大众为主要对象的文化形态。这种具有强烈的商业色彩、现代科技生产出来的文化，主要有摇滚乐、流行歌曲、武侠小说、肥皂剧、明星传纪、时装表演、电子游戏、摄影等。这些构成了当代审美文化研究的整体结构。有人认为在当今我国流行的大众文化其本质是一种小众文化，这种文化之所以被称为是审美的，主要是在当代日常生活和商业活动中，审美已经成为必要的附加值。从总体上来说，当今我国文化研究主要包括两种意义不同的文化对象。一种是中国的文化研究，另一种是中国文化的研究，前者主要指的是大众文化的批评和研究，主要是以审美形式体现出来的，其主要目的是实现中外文论的平等对话，解释精英主义的文化理念，并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进行关注。另一种中国文化研究主要指的是作为观念文化出现的文化形态，其中传统的文化、现代新文化和中西文化等均属于这个范围。在这方面的研究，需要注意中国传统文化捍卫者的意见。在文化保守主义中，认为自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激进主义和反传统态度过于偏激，过于反对自己的传统文化，从而导致中国文化体现出某种文化断裂现象。在新的世界格局中，我国属于“第三世界”中的一员，其“第三世界文化”的中国文化，就应该强调自己的文化传统，避免西方文化的霸权主义对我国文化的影响和侵蚀。另外，在文学和美学界有一种观念认为，自以来，由于我们大量引进和我们传统完全不同的西方美学和文艺理论的术语和体系，从而导致当今我国的文学话语严重依赖西方文化，一旦离开西方文论的话语，就几乎没有办法说话。他们将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作为自身的职责。在90年代中的文化研究，极大的开拓了文学研究的领域，强调文化需要和现实生活相联系，其具有积极的一面。但是也存在局限性，主要表现在：由于对文学本身的规定性研究不够重视，从而使得文学理论的文化研究成为研究的重点，理论研究陷入到自言自语的境地，完全失去了学科的规范性和科学交流的共同语境。在西方后现代主义文论中，过分强调特殊性，对普遍主义进行否定和抨击，认为普遍主义是一种乔装打扮的特殊主义，并成为了一种强大的压迫性力量。但是对这种虚假的普遍主义的批判，不应该成为放弃真正普遍主义追求的借口。同时，还需要充分认识到任何形式的普遍主义均具有历史的偶然性，针对一个不确定的、复杂的世界来说，应该同意具有多种不同的解释存在，以便更好的把握现在和过去一直生活在中间的社会现实。
三、新形势下走向跨文化研究的文学理论发展概况
目前，大众文化的文化研究对文学理论具有较大的影响，在这种形势下，如何应对这一影响和冲击，需要相关研究者重视。需要找到一条折衷并切实可行的办法，可以在积极研究文化丰富成果的时候，还需要确保文学理论自身的学科品质。随之跨文化研究就逐渐发展起来，跨文化是外来词，是一种特殊的研究方法，更由于实证研究和审美研究是一种综合性研究法，主要目的是追求审美和文化、内外部、自律和他律之间的相互结合。跨文化研究对文学内在的性质界定需要根据外在的社会文化背景进行分析，从另一方面来说，其指的是文学作品有时可以偏离作者的意图并具有其自身独立的价值，但是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需要读者通过阅读来实现，这样一来，读者的社会文化背景和作者的思想意图会对阅读产生一定的影响。同时，针对作者写作来说，无法完全脱离外在的历史文化背景，在写作的时候，需要将自己的语言表达转变为使读者能够理解的语言。以便更好的理解和解读作品。因此，可以看出对文学理论进行跨文化研究是合理的、可行的。
1.跨文化研究的文学理论特点。文学理论跨文化研究的主要特点是间性研究，其主要包括文化间性、文本间性和主体间性几个方面。其中文化间性主要指的是跨文化的审美交流和对话，同时也包含文化翻译的问题。文本间性主要指的是在符号系统的互换或者文本意义之间的相互开放，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跨文化沟通和交流。另外，主体间性指的是不同文化主体之间的跨文化解释和理解，其中包括超越主体和客体二分模式的问题。跨文化的文学理论研究目的主要是为了实现多元化的普遍主义，主要强调审美的本土性和地域性的特点。跨文化研究的文学理论应该遵循相应的原则来分析和研究，其中最重要的原则是现实优先原则，主要指的是文学理论建设应该顺应目前审美实践的主体，逐渐从以往的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转变现今的影视、网络形式。从文学传播和文学欣赏的角度来分析，影视、网络文学更加具有跨文化的特点，同时，影视和网络为文学理论的跨文化研究提供了前提条件。
外来文化论文篇2
关键词：社会文化理论；外语课堂；成人口语交际；外语教学
一、引言
首先，第二语言习得研究有不同的视角，其中社会文化理论与认知心理相对。认知心理属于内在论的一种，是内化的认知的过程，它将人类思维与自然的关系认为是单向的关系。社会文化理论提倡社会与思维之间的双向关系，是内化认知与外化社会的融合。语言作为一种符号工具是人们从事复杂、抽象的外部社会文化活动的重要标志，语言的社会性决定了二语学习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环境。其次，任何第二语言(L2)的学习，要不作用于学习者置身的自然母语环境中，要不发生在外语课堂条件下。我们学习和研究第二语言目的在于为教学实践服务，平衡理论学习和语言教学之间的关系，即学习理论对外语教学的启示和作用(贾冠杰，2003)。选择英语的外语课堂作为二语学习的语言，原因在于英语是世界普遍交流与沟通的语言符号其普遍性、流传性是不容忽视的。最后，口语输出是日常交流活动的重要部分，其交流性和使用性被外语教学广泛认知和使用。无论是在社会这个大背景下人们需要口语交流，在语言学习特定的“社会”课堂中，教师与学生之间同样需要口语去交流与互动，口语交际无处不在。本文从另一种理论视角去探究成人英语口语的学习，为提升口语交际意义和效率另辟蹊径，对语言教学产生的启示和作用。
二、社会文化理论相关核心概念
社会文化视角代表性理论包括维果茨基的社会文化理论、语言社会化学说和巴赫金的对话理论。“社会文化理论”是由苏联心理学家维果茨基在上世纪30年代创立的学说，它主要突出人的本性实现人的全身发展。
(一)中介
社会文化理论认为学习过程作用在外在的社会环境之下，通过使用工具进行外在与内在的双向传递与互动，这种间接使用工具的行为就是中介。中介是维果茨基社会文化理论中最核心的概念。其要义是个体与外部世界的相互作用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是工具中介的(Vygotsky，1978)。这种工具中介是物理的，即它可以是书本、电脑或是学校课堂。通过这些物理工具来认识世界、改变世界。抽象的工具是心理的，它可以是符号工具，即是语言。人们通过使用语言符号作用于外部世界，作用于自身，促进个人自身认知发展。
(二)最近发展区
这一概念主要强调人际互动的重要性，衍生于维果茨基的中介思想。“最近发展区”(ZPD)指个人固有的水平能力在他人的帮助下得到了提高。这种情形又被称之为搭“脚手架”，即在能力比该学习者强的人的帮助下使学习者从当前的能力水平达到潜在的能力水平。这种方式需要学习者参与到人际互动中，并且学习者需要有意识或潜意识地寻求他人帮助，通过这一过程学习者的认识水平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三)内化
内化与之前提到的中介和ZPD不同。中介即符号工具，ZPD即能力较强的人所起的作用，这两个核心思想都涉及外部社会。内化则是指向内部、个体自身的心智发展。作为社会文化理论核心思想之一，高级心理机能形成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元素就是内化(Lantolf，2006)。维果茨基通过内化这一概念将外部与内部进行联系。这种个体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变成了双向交际，即社会交际和自我管理。其中模仿、自言自语和内部语言都是内化的机制和在不同阶段的表现。
(四)活动理论
活动理论关注在环境中人类活动和意识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Vygotsky，1978;Leontiev，1981)。它是人类活动通过物理工具和心理工具(语言符号)所引发的中介过程。活动理论强调个体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重要性，研究重点是人类认知的社会起源以及导致认知形成的实践活动(Lantolf.J.P.&S.Thorne，2006)。系统中有主体(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个体)；客体(活动对象)；工具(中介物)；分工(职责与任务)；规则(制度、规范)。
三、对社会文化理论下英语课堂成人口语的讨论
通过以上介绍，首先我们可以看出二语学习发生过程是动态、非线性的，其中各个环节不是单向输入输出，单纯的语言学习并不能使知识有效内化和应用，要求我们在语言学习时要考虑外在因素和内在条件。二语学习者在学习外语时受母语正负迁移和目的语影响，同时受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因素影响。其次课堂环境下的二语学习与二语习得不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有正式的语言授课；第二，它有不同于自然交际的师生言语交互方式(Ellis，1990)。如何更有效地学习语言是课堂语言教学的目的所在。自从中国成功加入WTO后，许多外企相继注入，对国内双语人才的需求大大增加。我国教育得到与世界接轨的改革，对外语教学的重视遍及各个教学阶段。一些毕业很久的成人为了与时俱进走入课堂学习外语。成人掌握口语交际技巧为更好的工作或出国旅游环游世界打下基础。那么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如何应用在成人英语口语的课堂上更好的指导成人英语口语的交际活动呢?本文认为从社会文化理论核心概念出发，从成人学习特点、学习心理、学习方式着手，提出以下几个方面问题：第一，弄清语言与认知的实质关系；第二，弄清中介语的可变性对成人学习者的影响；第三，弄清母语在社会文化理论视角下扮演着什么独特的角色；第四，弄清语言应用的环境意义；第五，弄清社会文化理论对外语教学有何积极的启示与作用，外语教学应该创造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物质环境便于成人学习者积极参与，从而提高口语交际输出的效率和意义。
四、总结
从以上对社会文化理论与外语课堂教学活动关系来看，社会文化理论为我们理解二语学习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由原来的内在个体与外在社会的相互独立到相互包含，语言学习与社会环境是积极交互的。值得注意的是现实的外语教学环境并不尽如人意。学生缺少真实的外语语境和资料，中国人编写的外语教材从某种程度上固定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语言表达习惯。中国人编写的教材一般喜欢有章可循、中规中矩并且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去解决交际问题，往往忽略了真正目的语国家人的语言表达和思维习惯。一种“中国式的表达”在外语教学上不知不觉地禁锢了一代又一代学生的思想。与此同时，外语课堂互动质量也是决定学生学习质量的关键，这就要求一线外语教师能更好的以社会文化理论为指导，结合学习者的学习特点、学习方式、学习动机进行长期反复的探究，从而促进我国外语教育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EllisR,InstructedSecondLanguageAcquisition[M].Cambride,MA:BasilBlackwellInc.,1990.
[2]J.Lantolf&S.Thorn.2006.SocioculturalTheoryandtheGenesisofSecondLanguageDevelopment[M].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
[3]LantolfJP,ThorneSL.TheSociogenesisofSecondLanguageDevelopment[M].Oxford,UK:OxfordUniversity,2006.
[4]VygotskyL.S.MindinSociety[M]Cambridge,Mass.:MITPress,1978.
外来文化论文篇3
在中国的近代化历程中，中国文学与世界文明的接触已不可避免。而20世纪，则是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频繁接触的世纪，与中国对现代化的诉求相适应，中国文学对世界文学的学习与借鉴，也更加自觉和日趋理性。因此，研究中国文学，特别是研究20世纪的中国文学，就必须对中国文学与外来因素的密切关系给予关注。1993年，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范伯群、朱栋霖两位教授主编的《1898—1949中外文学比较史》;2009年9月，江苏教育出版社又出版了朱栋霖教授主编的《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两部书以文学的现代化、本土化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考察视角与轴线，使之贯穿全书的论述，仔细梳理和研究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外来文化影响下，如何对外来文化吸纳、排斥、从而进行变异与自我创造，实现文学现代化和本土化的过程，并以比较文学的特有立场与宽广视域描述与探讨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中外文学关系史面貌，从而实现了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拓展与创新，也为中国比较文学这一新兴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实质性的贡献。如果说《1898—1949中外文学比较史》填补了中国现代文学中外文学关系史系统研究的空白的话，那么《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则又填补了中国当代文学中外文学关系史系统研究的空白，两部书共同完成了对20世纪中国文学中外文学关系的系统梳理和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学术价值。2009年出版的《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由上、下两卷组成，共计139万言，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翔实、有独创性地论述中国当代文学与外来影响关系的文学史著作。除了承继朱栋霖教授一以贯之的人的发现”这一文学史主题线索之外，其特色还在于:(1)以比较文学的方法和理论重新诠释了1949—2000年间的中国文学面貌，显示了在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文学史关系研究中，比较文学方法与理论的自觉运用及其所获得的成效;(2)论著研究中外文学关系时重点关注中国当代作家在外来影响中如何进行主体的自我创造，以及如何建构本土文学的问题，并对中国文学对本土文化和外来影响所进行的创造性转化”，做了细致的梳理和理论分析。这对于21世纪的中国文学如何处理中外文学关系，中国文学在全球化与民族化的关系中如何得以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一、比较文学理论和方法的自觉运用《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的文学史叙述以文学思潮的变更为各历史阶段的基本框架，同时也将对重要创作情况(作家作品)的分析结合其中。先后介绍和论述了西方现代主义、精神分析学、意识流艺术、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魔幻现实主义、黑色幽默、女性主义、叙述学、荒诞派等外国文艺思潮及其作品与中国文学的关系;也分编分别介绍和论述了劳伦斯、福克纳、卡夫卡、昆德拉、布莱希特、梅耶荷德等作家作品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并从国别文学的角度评述了俄苏文学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文学、日本文学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等的国别文学史关系;还从跨学科领域分编评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基督教文学、儒家文化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等跨学科的文学史关系。这些都显示了比较文学视角和方法在中国当代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中的自觉运用，从而开掘了对中国当代中外文学关系史进行新的阐释的可能途径。影响研究的方法是此著最为常用的研究方法。以论著对荒诞意识的介绍为例，论著首先简要梳理了荒诞意识在国外作为一种思潮的兴起，并描述了荒诞意识作为一种文学表述的创作概况，虽然论述简洁，但却能列举典型，其分析也能切中本质，使读者对荒诞意识产生较强的感性体验和理性认知。论著在对中西社会荒诞现象及其本质的揭示中，通过对谌容《减去十岁》、张洁《他有什么病》、格非《枣树下的故事》等小说作品，将荒诞意识在中国新时期文学创作中的表现加以分析，从而确证了中国社会荒诞现象的存在。论著还指出，荒诞意识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小说中频繁出现，除了受到西方现代哲学和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之外，还与我国20世纪80年代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有密切的关系”［1］176。论著并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论述。又比如论著在论述王蒙的意识流小说时，仔细区别了王蒙意识流小说与《尤利西斯》、《追忆似水年华》等意识流小说的差距，指出:王蒙忽略了从非理性角度认识人、从自然状态中书写人的层面”［1］312;王蒙的意识流小说虽然不是典型意义上的意识流小说，但他确实揉进了西方意识流的某些技法，是有时代特色、中国气派的。他笔下流泻的是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人生世相之流，是历经十年浩劫之后处于转机之中的中国人民的激情之流。王蒙的意识流小说提示着中国当代文学叙事艺术的革新”［1］311。由此可见，论著并非浮光掠影似地简单讲述影响的事实，而是把重点放在对中国文学自身特点的考察上，使读者能够感知到当代文学创作并不只是一个简单拿来”的问题。平行研究也是论著常使用的方法。尤其是在跨学科的文学文化关系研究中，论著关注了中国当代基督教文学的状况，这是论著作者视野开阔的又一表现。《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以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基督教文学”为专编对中国当代基督教文学加以介绍，既是对中国当代文学多元化面貌的如实反映，也是对以往中国当代文学史书写的补充。文学与宗教的关系，是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就文学和宗教的内在关系来说，两者都属意识领域的精神现象，但二者对于意识的言说和表达方式又不尽一致。论著指出中国基督教文学的作者有两种身份，即基督徒和非基督徒身份，因此可以归纳出中国基督教文学所包含的两种基本类型，即基督徒作家创作的纯正的基督教文学和非基督徒作家创作的非纯正的基督教文学。论著指出:如果说，前者是以文学语言承载了基督教信仰之言的话，那么后者则是以文学语言认同了基督教文化精神。”［1］466难能可贵的是，论著对中国当代基督教文学的面貌进行了描述，涉及到其作家群落、书写形态、传播途径等，并对中国当代基督教文学在圣经文学、灵修文学、救赎文学等主题领域的创作进行评述，最后落脚于中国基督教文学的人学内质。论著对中国当代基督教文学的梳理，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建构中具有独特的贡献。#p#分页标题#e#应该说，《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正是从比较文学的视角和研究方法出发，建构了中国当代文学新的文学史观、文学价值观。在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中，若要表面地指出中国作家所受的外国文学影响，其实并非难事，但如果要深刻揭示其内在原因就不那么容易了。该论著并不是将中国当代文学所受的外来影响做材料的堆积，而是在比较文学视野和方法的指导下，不仅理清了中国当代作家所受外来影响的脉络，而且从特定的民族文化心理入手，着重探讨了中国当代文学对中外文学的继承、借鉴与创造性转化”过程，深刻剖析了中国当代文学在外来影响下的变异和自身的民族化努力。这就从根本上阐明了中外文学沟通的历史原因，为比较文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显示了作者把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置身于广阔的世界文化背景中来加以审视和探讨的开阔的学术视野。二、中国当代文学的创造性转化”(CreativeTransformation)中国当代文学所进行的创造性转化”是贯穿《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著名现代文学史家唐弢先生就曾说过:每一个国家的文学，主要是自己的民族传统，这是历史发展自然形成的……外来思潮，不管什么创作方法，现实主义也好，浪漫主义也好，象征主义也好，古典主义也好，要在这个国家里生长，必须把根扎在泥土里，必须结合这个国家的民族特点、欣赏习惯、美学兴趣等等，慢慢地和原来的传统融合，一部分被抛弃了，一部分被吸收了，然后新的民族风格才能建立起来。”［2］令人欣慰的是，中国文学界正在逐渐摆脱借鉴、模仿乃至照搬外来文学的阴影。实现中华民族传统的创造性发展，积极参与世界文化建设，应是新世纪中国文学努力的方向。1993年的《1898—1949中外文学比较史》就对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有着颇为清醒的辩证思考，论著认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并不是完全接受西方文学影响的结果。论著从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内外两重原因上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并进而对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的创造性转化”机制给予了相当的重视。该论著指出:中外文化、文学的交流、碰撞、冲突、对抗而激荡的文化潮流，成为现代中国文学生存的文化环境。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民族化置于这文化潮流中，它需要同时处理三个问题:如何鉴别地、有机地承受、吸纳外来文化、文学的影响;如何合理地继承中华民族的本土文化、文学传统;如何在主体文化格局中实现自身文化、文学机制的‘创造性转化’。这就构成了中国文学现代化、民族化的三层内涵。”［3］97中国文化、文学的现代化，不仅受到外来文化、文学的强烈激荡与影响，而且其根本动因在于其自身。中国近、现代的社会现实对其文化机制提出了变革要求，迫使这一文化机制内部产生强烈变革的要求与动向”。但是这一解释只说明了中国文化、文学现代化的外力影响与本土的社会现实动因。应该看到，中国文化、文学的现代化还承传了一部分本土传统文化精神。”［3］70朱栋霖等人的看法正是对以往中国现代文学西来”说、舶来品”说等简单观念的有力校正。秉持中国传统文化参与构建了中国现代文学独立民族品格的文化立场，《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在关注中国新时期文学时，也注意到了中国新时期文学与传统文化的潜在关系。仅以该论著中的儒家文化与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这一编为例，该编对新时期文学创作中吸纳新潮而又坚守本土文化，在现代人学观念中接纳儒家人学思想的文化立场给与了关注。论著指出:依据人的发现、人的发展的基本理念，我们对儒家文化的态度，首先肯定其有精华，其次认为儒家文化要进入现代社会必须经过创造性的转化，这种创造性的转化实际上也正是以现代人学观念为基础对儒家文化的吸收。”［4］520以个体的人作为儒学现代应用的基础，势必会引起对儒学一些基本概念的改造，如何在现代人学基础上汲取儒学精华，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重要的理论问题，也需要实践的检验。”［4］532论著在论述新时期文学创作的文化立场上，既看到了其对儒家传统文化的重视，又发现了创作对西方现代人学观念的关注，同时还注意到了创作中渗透着对中外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的自觉意识。就20世纪80年代的创作而言，论著认为:80年代作家的精神内核与中国传统士的精神有着密切的联系。”［4］533论著选择了宗璞80年代的小说《南渡记》、《东藏记》等为分析对象，指出小说中所展示的人物是中国第一代具有启蒙精神的现代知识分子群像。这些知识分子既有传统的儒家传统作为生命根基，又吸收了西方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精华，从而使他们对人的理解比传统的士大夫阶层大大地扩展了，开始从儒家对群体性的追求转变为对个体的重视，这是从传统到现代的人学观念的一个大的发展”。现代知识分子人的观念的变化直接影响了他们内在的精神世界，所以他们的士的精神既是士的传统的延续，又具有了现代的质素。”［4］542论著还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后，充分个人化、个性体验化的写作，文化态度的分化，对时局的不同观照角度，都对古代士的精神在今日的弘扬提出了质疑。在多元化的时代，作家如何以个体的方式实现他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实现士的精神的现代转化，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4］539可见，论著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对中外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的论述，不仅视野广阔，而且也有颇为独到的见解，它不仅涉及到了中外文学更为深层的文化层面，而且对中国当代文学追求自己民族品格的努力进行了极富意义的探讨，这正是创造性转化”的意义所在，也是民族文学发展的合理途径。而贯穿全著的创造性转化”，正是作者所要着力体现的重点。总之，《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在对中国20世纪后五十年的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中，自觉运用了比较文学的方法和视野，对中国当代文学进行了多角度的观察，而在这其中，尤其重视中国当代文学对中外文化、文学资源的创造性转化”，这种转化，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民族化追求，顺应了全球化的历史发展潮流。论著通过对这种追求的论述，探索了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自身逻辑，并将促进中国文学在全球化时代更加积极、自觉地建构自己的民族品格。从这个意义上说，该论著不仅在理论上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开阔了视野，实现了对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拓展与创新。更为重要的是，论著对中国文学追求独立品格的探讨，启示并预见了21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和前进方向，这无论是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理论研究，还是对于21世纪中国文学的创作实践来讲，都势必会产生重要的影响。《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是一部匠心独具、视野开阔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系统论著。#p#分页标题#e#当然，《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这样一部系统论著也难免留下一些缺憾。首先，论著主要以外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为研究的立足点，但对同时期中国文学在外国的传播，则有所忽略，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已经流播国外，产生了相当影响。如冯骥才的作品在美国、法国、德国、西班牙等地都有版本流传，而其作品《神鞭》在牛津大学还被编入教材;刘心武、王蒙、谌容、余华、王朔、张洁、残雪、王安忆等人的小说在日本也颇受关注等等，论著对上述情况尚无涉及。其次，论著以外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影响为主要研究内容，它实际上并不是完全的中外文学比较史”，而更像是中国文学的外来影响与接受史”。论著重点关注了外来影响对中国文学的生发以及中国文学的创造性转化”，这种理论建构既是对论著内在逻辑的约束，也为后来的研究留下了一定的空间。我们可以以世界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为研究立足点继续向前探索，也可以对同时期中国文学在国外的传播进行观照;还可以在继续深入研究中国大陆文学的同时，对港、澳、台文学做系统的研究;我们既能从作家直接接受影响的角度，也可以从作家间接接受影响的角度，在作家接受方式对其创作的影响等等方面，寻找到新的学术生长点。因此，《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也只能说是一部开创之作，而并非一部终结之作。
外来文化论文篇4
论文摘要：近年来，建构主义理论跨文化交际教学以及如何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等话题近年来倍受外语界专家的关注。然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内涵和外延到底是什么?它由哪些要素构成?又该如何培养这种能力?培养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就是要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上都要以“学生为中心”，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技能和文化敏感性。
一、建构主义理论定义
建构主义也被称为结构主义，最早可追溯到瑞士认知心理学家皮亚杰，他的理论充满了唯物辩证法，他坚持从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的观点来研究个体的认知发展。他认为个体是在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逐步建构起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从而使自身认知结构得到发展。在众多的教学理论如行为主义理论、认知主义理论、客观主义理论中，唯有建构主义理论成为当代信息化教育过程中检验信息化教育活动的一个标准。从建构主义教学理论出发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含义以及如何培养大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跨文化交际能力实际上包括了目的语语言能力、跨文化交际技能和跨文化意识能力。这种建构不是简单地将外部世界知识搬到记忆中，而是以已有的知识经验为基础，通过与周围环境“同化”(assimilation)和“顺应”(accommodation)这两个基本过程来建构新的理解。建构主义理论有四要素:情境、协作、会话和意义建构。准确性，既涉及语言知识和语用知识，又包括文化知识。因此，要培养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就要把外语教学与跨文化教育结合起来，让学生在交际环境中亲身体验。对学生进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是突破我国传统外语教学的重要措施之一，也是中国当代大学生具备国际思维、世界眼光的必然要求。多年来，我国各高校在这方面不断探索实践，已取得较大的成绩，值得好好总结。
二、建构主义教学理论对培养大学生跨文化能力的培养
跨文化交际能力是指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跨越文化交流障碍进行交流的技巧和能力，而交际能力的核心是语言运用的恰当性和建构就是认知个体(学习者)主动建构自己的认知图式即知识结构(schema)。但首先要给个体提供一个“情境”，然后，认知个体通过“协作”与“会话”，从建构主义教学理论谈培养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即充分发挥“情境”的交互作用与周围教师、同伴各种有效的学习工具“合作”，最后达到“意义”建构，所谓“意义”，就是在教学上一定要使学习者的认知结构发生量的或质的变化，只有使学习者的schema(认知图式)发生了变化，教学才会发生“意义”，否则，就是“无意义”教学。交际能力的指导意义跨文化交际、跨文化交际教学以及如何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等话题近年来倍受外语界专家们的关注。学习者在直接传授获得了有关目的语语言、文化的客观知识后，当他面临具体的、客观的跨文化交际情境时，那些固定的、概念化的、一成不变的文化特征、行为规范等往往会使他感到不知所措，导致交际失败。因为学习者所面临的跨文化交际情境要复杂得多，他不仅仅是刻板地知晓、记忆一些固定的文化知识，而且还要去感知和应对现实的文化情境，这就是跨文化潜藏的、隐现的、主观的、个人的一面，即思维能力、意识能力的一面，也就是本文所说的跨文化意识。然而，到底什么是跨文化交际能力?它包括哪些要素?如何培养这种能力?国内专家们对这些问题做了大量的研究，似乎主要有这样的看法:外语学习者应具有目的语文化的知识，因此，外语教学应加强对这些知识的传授或导入。从建构主义教学理论来看，世界是客观存在的，但人们对于世界的理解和赋予意义，即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却是主观的，知识不可能仅仅由外部传授而获得，人们应以自己已有的知识经验为基础去建构现实和理解现实，从而形成知识，学习者的这种建构不仅涉及结构性的知识(即客观的成分)，也涉及大量非结构性的知识(即主观的成分)。因此，跨文化交际能力是一个综合的、多向度的概念，除知识向度以外，还有思维向度、行为向度、乃至情感和个性向度。具体来讲，跨文化交际能力除人们常指的行为能力，一种人与人交往的能力以外，还包括了目的语语言能力和跨文化意识。首先，在外语学习中，由于跨越了文化和语种，使得本族语人与目标语人之间的交流变得困难起来，形成了障碍，这就要求学习者有外语语言能力，这是文化交际能力的前提，因为只有当语言能力达到一定水平时，才能跨越文化障碍，缩小本族语与目标语之间的文化差异，达到交际文化、升华本族文化的目的。
三、从建构主义教学理论看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方法从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以及建构主义教学理论在培养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
从建构主义教学理论来看，学生是认知的主体，是教学的中心，是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教师可选择已有的教学材料，如《走遍美国》、《洪恩英语》等给学生提供丰富的日常生活情景以及人物对话，还可创设一些活泼自然，充满生趣的文化情景，然后组织讨论、角色扮演、模仿表演等课堂活动，让学生亲历文化境况、遭遇文化尴尬和文化冲击，与文化发生互动，以培养学生自己进行文化探究的能力，使他们在复杂多变的跨文化境遇中获得具体的交际技能。学习情景只是促进学习者主动建构文化知识意义的外部条件，是一种“外因”。外因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设计理想的文化学习情景是为促进学习者自主学习最终完成意义建构服务。除了培养学生的交际技能之外，还应该培养学生的一种主观的、无形的、隐藏的跨文化的特质和文化敏感性，即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在具体的教学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对所学的语言材料中所表达的思想主题及其现实文化意义的理解、感悟能力，在学生理解了表层信息之后，教师还应引导学生理解深层的含义，去感受推知、判断作者的态度和价值观，课文内容与自己的本族文化环境有何相关的实际意义等。在此过程中，建构主义教学理论认为“学习环境”和“学习氛围”的创造对于学习个体的意义建构也很重要，因此，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教师还应该创造一些良好的学习环境，让他们在异国语言和文化的环境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如举办外语文化节、英文歌曲比赛、英语辩论赛、英美文化知识比赛、英文诗歌朗诵和英文电影欣赏等。同时，为学生提供一个完整、真实的文化问题背景，以此为支撑物启动教学，使学生产生学习的需要，促进学生之间的互动、交流，即合作学习，驱动学习者进行自主学习，从而达到主动建构文化知识意义的目的。breen&candlin曾指出:跨文化交际不仅关系到遵从某种规范，而且也关系到主观解释这些规范本身，它既是遵守规范的活动，又是创造规范的过程。因此，在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过程中，教师应摈弃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以“学生为中心”，重新调整教材、教师、学生和各种教学手段之间的关系，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都应围绕学生这个中心来进行。那么，要培养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根据建构主义教学理论，首先应该创设一种文化学习情景以培养学生具体的、客观的、显现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这种交际能力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第一，了解和掌握那些约定俗成的文化事实、文化知识或某些跨文化交际的规约的能力，这是与语言学习相关的较为系统的文化学习，如目的语民族的历史发展、社会制度、一般习俗、价值观念、礼仪、禁忌等。具体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是:除教师在外语语言课上注重跨文化教学进行文化导入以外，最有效的办法是开设专门的文化课程，如“英美概况”、“英/美国文化”、“跨文化交际学”、“异国风情介绍”、“英语学习背景知识”等。另外，还可以充分发挥外籍教师资源优势，为学生开设一系列讲座等，这些知识都是跨文化交际能力重要的一部分，它们为学生以后自己进行文化探索提供了基本的知识框架，打下牢固的基础。第二，将已掌握的文化知识运用于实践的能力，即交际个体的行为能力，即一种与目的语人交往的技能。比如善于识别交际对方身份和交际意图的能力、与对方沟通的能力、善于消除交际障碍、解除交际尴尬的协商能力等。由于建构主义特别强调“情境创设”和“协作学习”，因此在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上强调以学生为中心，教师应该利用各种教学因素，创设一种文化学习环境以支持学习者的自主学习，诱发学习者的问题并利用它们刺激学习活动。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培养学生在交际过程中对目的语文化具有领悟能力和思考能力，如对异国文化的理解、吸收、取舍、宽容以及尊重差异等，以适应不同文化的冲击，减轻在不同文化环境中的苦恼和挫败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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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文化论文篇5
一、理论创新，匠心独运
国际政治理论是指导国际关系研究及各国对外政策分析的基础。当代国际政治理论的研究兴起于西方，无论是自由主义、现实主义还是后来的建构主义，其研究的立足点都是以西方国家为中心的。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理论，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提供借鉴性研究，这是国内该研究领域中每一位学人当仁不让的职责。剧变后，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代的加快，文化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日益受到学科理论建设的重视。如何将文化因素整合进国际政治的研究中，众多学人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索；如何从基础理论的视角系统地进行综合性研究，《国际政治文化学导论》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间。作者建设性地提出了国际政治文化学的概念，并以此作为建构全书的基础。同时，作者对国际政治文化学的研究对象，即国际政治领域中文化的涵义、文化对国家权力的影响、文化对国家安全和外交的影响、文化与国际冲突和国际合作、文化对国际机制及国际规范的影响、中国文化与中国外交进行了梳理。该著作系统地阐述了国际政治文化学的理论框架，为我们分析文化与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及国家战略的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础，并对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具有借鉴性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国际政治文化学导论》对于国际政治学研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二、观点独到，视角新颖
作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文化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进行了客观分析：一方面指出冷战结束以来文化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日渐显著；另一方面并没有一味强调文化因素具有决定性地位，“文化只是影响外交决策的一个因素，并非决定因素，它只有和其他因素相结合才能发挥作用”。因为“文化如同其他观念因素，尽管不失其相对独立的能动作用，但一切社会变迁的终极原因，国际关系演变与发展的终极原因，不是观念，而是物质因素”。由此可见，作者的理论分析符合一般社会科学的论证思路，值得注意的是，《国际政治文化学导论》提出了一些独创性的观点。
冷战结束以来，“文化用为一种‘软权力’，以一种放大的方式显现出来。文化对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即国家外交政策的影响越来越大”。作者正是抓住这一变化，以文化对政治、经济具有渗透性和导向性等功能为切入点，深入系统地分析和论述了国际政治文化学的内涵、特点和作用，得出了许多令人信服的新见解。如作者提出，“一个国家凝聚力的强弱，总是与其文化发展的水平相联系的。一个缺乏优秀文化的国家，无论其在社会制度如何优越，物质生产水平如何发达，都难以保持持久的凝聚力”。“在国际政治中，权力的扩张意味着某一国际政治力量对其他政治力量的控制，无论何种扩张都需要意识形态的支持和道德诠释赋予合法性，都需要非暴力力量的支持。征服和控制对象不仅在于人们的肉体和国家政权，而且包括对灵魂的慑服”。这可谓是独具匠心的观点。这些观点的提出不仅对于人们分析文化与国家合法性建设、文化与国家安全、文化对国家外交的影响等提供了理论指导，而且对从文化的视角来解释国际冲突与合作具有指导意义。作者还探讨了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文化发展的两种不同观点，即文化世界化和文化民族化，客观地指出文化的民族主义趋向不是文化建设的目的，而以西方现代化作为标准的文化世界化也不应该是文化发展的唯一目标。
三、体例完整，内容充实
外来文化论文篇6
关键词：欠发达地区；外籍专家；文化冲突；扎根理论
一、导论
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越来越多地外籍专家致力于加快中国一些欠发达地区经济、学术等方面的建设，在诸如甘肃、宁夏及青海等内陆欠发达地区越来越多的看到外籍专家的身影，但由于欠发达地区自身封闭传统的特性，外籍专家在跨文化适应过程中遇到了更加难以解决的跨文化冲突难题。本文以甘肃省外籍专家为样本，通过对访谈记录进行逐级编码分析了跨文化适应过程中文化冲突表现和原因，并提出了欠发达地区文化复休克的特有现象。
二、研究方法及样本简介
（一）扎根理论介绍
扎根理论是由美国Glaser和Strauss于1967年首次提出的一种探索现象的归纳性研究，其目的是帮助研究者“由资料中发现理论”[1]。Strauss和Corbin指出扎根理论基于所搜集的现实资料，需要保持资料与分析之间的持续互动和逐渐补充[2]。
扎根理论分为三个主要的流派：经典扎根理论、程序化扎根理论和建构型扎根理论，其中经典扎根和程序化扎根是常用的两种方法，前者的编码过程分为实质性编码和理论性编码，而后者分为开放性、主轴和选择性编码三个步骤，在理论形成的过程，程序化扎根理论的三级编码过于程序化，不利于发现更为丰富的理论形态[3]，因此本文采用经典扎根理论的编码方式。
（二）样本简介
欠发达地区，是指那些有一定经济实力和潜力但与发达地区还有一定差距，生产力发展不平衡，科技水平还不发达的区域，如我国的中、西部地区。甘肃省是我国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典型代表之一，本文选取甘肃省高校外籍专家学者为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是理想的研究样本。
（三）技术路线创新
本研究对经典扎根理论步骤做了相应的调整。由于研究问题已经事先确定，故在研究过程中相应的简化了问题涌现的过程；而对核心范畴的提取扎根于更加原始的访谈资料基础之上，故在第一步开放性编码过程中提取出了核心范畴。且在研究过程中对于编码的整理采用思维导图软件MindjetMindmanagerPro7.0进行，极大提高了本文研究的效率。
三、研究过程及发现
（一）确定编码单元
根据所研究的问题，本部分总共对40余名甘肃省外籍专家进行了访谈，并在征得被访谈者同意后采用录音笔进行记录，同时所获得的访谈资料都视为有效进行了整理。
（二）开放性编码
根据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对40个访谈文本进行开放性编码，将可以编码成概念的内容给予一个标签，再将这些数据不断地进行分析和比较，抽象成为独立的范畴[3]。
首先，外籍专家选择欠发达地区动因这一方面获得了3级共10个编码支持而判定为核心范畴。在访谈中发现，由于甘肃省欠发达地区闭塞特性，访谈样本的40人中29人属于志愿者性质，占据样本人数2/3。而欠发达地区吸引人才条件被动正是被访谈人员在访谈过程中多次提到的特征描述。但正是这样的闭塞保留了更为传统正宗的中国特色文化，“欠发达地区也许设施不那么完全，但这里有更正宗更完整的中国文化，如果你去上海，如同你在纽约，但兰州是真正的中国”。
其次，外籍专家欠发达地区文化冲突表现这一方面获得了5级共49个编码支持而判定为核心范畴，如图3.1所示。对于文化冲突表现，经过逐级编码整理从五个角度体现。在社会文化方面，方言使用率较高对外籍专家的语言交流造成了困扰；而中国传统“面子”文化的渗透常常使外籍专家感到不适，访谈者谈到：“我无法真正理解为什么一些事情上总要求我‘留点面子’”等。在工作绩效方面，层层审批的较为繁复的行政效率是访谈中最常被提及的方面：“在中国其实是很难像美国那样拥有很大的权限空间的”、“中国有很多的程序，你必须向不同的领导请示，确保各方都同意”；而中国组织结构中的集体意识也造成了外籍专家文化距离难以消除的问题。在心理方面文化冲突主要体现在“mysocialstatusisnotveryhigh”、“livinginandifferentcultureisveryhard”等。
在访谈过程中将以上不同方面的文化冲突总结为“文化休克”这一概念。文化休克是指“由于失去了自己熟悉的社会交往信号或符号，对于对方的社会符号不熟悉，而在心理上产生的深度焦虑症”[4]。从上述现象中将文化休克这一概念引入，并且获得了3级共13个编码或范畴的支持。在文化休克这一核心范畴下，初次编码得出六方面的表现，分别是工作效率下降、无助感、生理反应、抵御接受中国文化、母国文化保护和沮丧焦虑情绪的产生。
最后，外籍专家及员工欠发达地区文化冲突能否消除这一方面获得了4级共12个编码的支持而判定为核心范畴。“不管我在这里1年还是10年，人们总是叫我老外”、“中国文化很注重“根”，很难融入一个外国人”、“在中国我总是感觉自己不能入乡随俗”。反而由于欠发达地区较低的文化接纳性和较大的文化距离，可能引发文化冲突的再次发生。
（三）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是在出现了核心范畴之后，由研究者确定的，只对那些可以和核心范畴产生足够重要关联的数据所进行的编码。
首先，在选择性编码阶段，外籍专家选择欠发达地区动因这一核心范畴又获得了4级共8个范畴与编码的支持。经过选择关联，将外籍专家及员工选择欠发达地区动因进而分为指派和自我主动要求两大动因。其中由于欠发达地区的特性，导致了在欠发达地区工作的外籍专家大多数是被指派，这与访谈中样本情况符合。
其次，外籍专家欠发达地区文化冲突表现这一核心范畴又获得了6级共38个范畴与编码的支持，如图3.2所示。经过选择性编码，将外籍专家及员工欠发达地区文化冲突表现分为三个层级进行分析：文化冲突成因、文化冲突产生影响以及文化冲突的应对。在文化冲突成因范畴内，经过选择性编码研究发现，相对发达地区更加传统的社会文化、相对发达地区更加保守的行政政策和相对发达地区更加疏离的心理距离三个范畴时造成欠发达地区文化冲突且难以消除文化冲突的三大原因；在文化冲突产生的影响范畴内，进一步归纳为生理反应、工作效率和文化距离三个范畴；在文化冲突的应对范畴，经过选择性编码，归纳为自我调节和组织调节两种方式。
最后，外籍专家欠发达地区文化冲突能否消除这一核心范畴又获得了3级共8个范畴与编码的支持。
（四）理论性编码
理论性编码阶段进行的是理论构建的工作，将在实质性编码中形成的概念或范畴组织起来以构建理论。本文在初步得出了欠发达地区外籍专家跨文化冲突表现的一个相对成熟的概念――文化休克，在这一成熟的理论概念基础之上，把握欠发达地区的特性，又提出了“文化复休克”的概念，即由于欠发达文化接纳性较弱，外籍专家及员工文化距离难以消除，从而在经过文化休克调整期和适应期后发生的一种再次文化休克的现象。
复文化休克的消除较之初次发生文化休克的人员来说更加困难，由于初次文化休克发生时经过一定时期的调整，存在与外籍人员意识中较为容易消除的差异已经消除，剩余部分根深蒂固，是外籍人员在母国文化中长期耳濡目染所形成的潜意识上的价值观念，欠发达地区保守的文化与这部分根深蒂固的价值观产生了根本上的冲突，故而文化复休克较之初次文化休克具有更鲜明的冲突性，造成的影响也更大，在消除的过程中也更为困难和不易。
四、结论与展望
本文基于扎根理论的视角对欠发达地区外籍专家跨文化现象进行分析。通过40名甘肃省外籍专家的访谈，运用经典扎根理论的系统方法，对访谈资料分别进行了开放性编码、程序性编码和理论性编码，得出了外籍专家选择欠发达地区为目标地区的动因、欠发达地区加剧外籍专家跨文化冲突的表现和欠发达地区难以消除跨文化冲突的三个方面，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理论性编码对访谈资料高度概括，在参阅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指出了欠发达地区外籍专家“文化休克”现象，并针对欠发达地区特性提取出了欠发达地区外籍专家“文化复休克”概念，以期对今后关于欠发达地区外籍专家管理的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作者单位：兰州商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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