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农庄的盈利模式篇1
多利农庄抓住这个机遇把蔬菜生意做大做强。
门外汉组合
张同贵在四川农业大学种植业毕业，之后从事过矿产资源、仓储物流和餐饮，但在进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之前都没再涉猎农业。如果没有人提醒，这个团队几乎不会琢磨起自己“并不专业”的身份。对此，郭海觉得很有趣，“我们是一帮门外汉做农业。”而张同贵则总结，“做好农业不是农民的任务，得靠企业家，还得是资本家。”
借用一句话，“思路决定出路”。从思路上来看，张同贵从来就没有循规蹈矩跟随传统农业的老路走。2010年6月，多利农庄刚刚度过有机转换期，张同贵打算引入郭海和茅亮，此时的农庄看起来郁郁葱葱，实则对销售环节既没经验也没太多计划，在盈利模式上还是个半成品，但凭直觉，他却宁可找几位从未种过菜、卖过菜的MBA校友一同创业。
而在两位学弟迅速被他的农业梦想打动后，张同贵任命来自消费电子行业的郭海负责种植与销售，通信行业出身的茅亮负责市场与销售。在多利农庄的半年多时间，他们使出了不少与农业似乎没太大关联的招数。例如，张同贵直觉认为，多利农庄不能以超市为销售渠道，而是该选择会员制直销的时候，他们果断地将礼品营销的模式移植进来，利用B2B与B2C销售联动起来，在短时间内迅速支撑起销售额；在设立好高端的定位之后，善于公关活动营销的茅亮开始找到奢侈品联合做活动，在曾经与法拉利和奔驰合作之后，今年则计划找到保时捷，“看张总换什么车，就考虑和谁合作”，这对多利农庄找到能够为有机农业买单的人群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也许恰恰歪打正着，外行入手，善于将计就计。多利农庄的生意从基地化农业开始，但却在合适的时机嫁接了很多礼品营销模式与快速消费品的商业打法。
一个很重的商业模式
2005年，张同贵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担任课题小组组长，作为毕业作业，他们关于发展有机农业的商业计划书首次提交就顺利通过。彼时，张同贵凭借多个行业的投资积累了资金实力，却对自己曾经研究过的农业种植时常惦念，本着市场导向的思路，考虑到中国人吃百味菜，要面对各种食品安全问题，便认定有机农业是未来趋势。
在一个土地招标会上，他的商业计划也顺利打动了上海市政府，轻松拿到了南汇区一块1750亩的土地。
张同贵给多利农庄的定位是都市农业，以城市里的中高端人群作为目标客户进行有机蔬菜的产销。在农庄进行体验农业是他计划中的一部分，于是规划中加入了日本庭院式设计的展示厅，德国风格的集装箱酒店，还融入风能、地热，以及太阳能利用的先进理念设施。土壤和水质改良方面，由于原本这块土地的水系并不完整，他们挖出近20米宽的河道将多利农庄与周遭土地隔开，作为独立水系利用水泵作为灌溉用水，引水入大棚再采取滴灌、喷灌的方式。这使多利农庄几乎自成一派，变得像一个小的生态群，由于河道本身形成隔离带，土壤中有机质一定程度抑制了微生物，土地中虫卵较少还能易于除草。
基层农民是最让张同贵发愁的问题，上海郊区的农民多数已不愿继续种田，最后他给出了2000元左右的月薪。如果把有机农业算级别，一个农民负责超过3亩地的面积，已经很难保证质量，而多利农庄则是少的时候200人，多的时候加上临时工400多人，最厉害的工人，一个人平均下来才种1.5～2亩地。
加上之前邀请来为三年转换期中增加有机质进入土壤的机构，去除农药、化肥残留物的中国台湾专家，形成了专家咨询服务，高管管理总生产，中层员工管理农民和病虫害防治，基层农民做种植的局面，而尽职顾问们在土地和水质改良方面还会不停提出建议。
前前后后投入2个多亿，收入几乎是零的局面不是一般创业者能够接受的，张同贵也认为自己够坚定，没有在投进钱却没影的时候改变商业模式。挺过转换期，张同贵开始招贤纳士，郭海、茅亮等同事都是在参观农庄之后即决定加盟的。
怎么解决“卖不掉”的问题？
种菜其实是个“工业化”的活儿，一茬茬各类蔬菜从年头到年尾都有收获，眼看蔬菜整装待发，张同贵对产品将销往何方却还没有具体的计划。不过张同贵也承认，有机农业的消费者目前依旧是中高端家庭。尽管多利农庄的目标人群是每年在蔬菜购买上花费10000元左右的家庭，4000多元的会员卡是一周配送蔬菜一次，但一下拿出几千元来订菜，对很多人来说还是有些心理上的难度。
“大体来看，有机农业的根本问题还是三个字：卖不掉。”留民营总经理杨利说，“有机产品的高价是渠道逼迫而成的。”常规蔬菜的主要渠道是超市、菜场等，有机蔬菜成本高、价格贵，如果让超市巨头在产品进场时就扒一层皮，想卖出去谈何容易。这使张同贵很坚决，绝不选择与超市合作。
张同贵先是将完成有机改良的306亩土地的蔬菜都送去给亲朋好友吃，抱着“好酒不怕巷子深”的想法，他隐约觉得直销是个市场，时间催促他尽快作出选择。
好在这个整天想着“卖菜”的三人组有先天优势。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毕业的他们本身就带着足够高端的资源，于是迅速挑选了银行、证券、高端培训机构与医疗机构等资源集中的领域，从做礼品团购开始。而此时这些处于上海繁华地段的大企业正要放弃俗气的燕鲍翅，选择更健康、个性化的馈赠礼品。去年7月底加入多利农庄的郭海很快就发现，在中秋节前夕，从200元到500元的有机蔬菜礼盒券走势颇好，看来这部分人群很愿意买账。
第一轮团购的同时，茅亮开始建立团队，专门跟踪那些兑换过礼券的客人。一轮电话沟通后，他发现大概8%比例的顾客会继而选择购买会员卡，此外有一些还直接带来了其他公司作为新的团购客户。之后，多利农庄的销售进入了B2B与B2C相互转化的阶段，利用中秋和春节之间的档口做B2C的工作，春节前夕，又发现会员卡的销售出现了明显的增量，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购买礼券了。紧接着，他们将会员卡的价格固定在1000元～4000元的区间内，希望使消费者感到不管是买来送人还是自己用都挺好。
郭海总结了其中的门道：B2B要有效，能够传递出去，同时B2C一块要有综合推广，这就需要营销活动的支持了。茅亮组建了公司的“营养师”队伍，他们会以多利农庄的身份参加一些营养培训等，通过路演、各种单位的活动宣传公司的有机食品；另一方面，张同贵计划的生态农业派上作用，少量会员与有意向的消费者来到多利农庄餐馆，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的除了成片的菜地与大棚，还有鸡汤火锅涮有机蔬菜以及“低调高端”风格的建筑，转化为会员的几率不断增加。
虽然仅仅有半年多的尝试，但他们已经总结出“上半年卖券，下半年卖卡”的经验。这也揭示了一个问题：真正重要的是消费者而非公司客户，这是多利农庄嫁接礼品营销，但与礼品营销公司最大的区别。“将有机食品单纯做礼品是一个很大的误区，我很担心会把有机这个行业给做坏了，”郭海清楚B2B只是短期繁荣，“礼品市场不是新行业，在上海能叫得出名字的至少二三十家。做有机，最重要的是将其作为一种常态、生活方式。从券到卡，才是真正的转化。”而按照其投资方青云创投的观点，礼品营销似乎很难走出“平台化”的圈子，利润难有突破。
其实归根到底，打动消费者的其实是对有机健康的追求。“卖菜”卓有成效后，张同贵开始光明正大地宣称，如今是个生意越土越时髦的时代。考虑到这点，张同贵在宣传册扉页重要的地方写上一句话：“农民种两块地：一块地生产出来的蔬菜用来卖到市场上，一块则供应自家人食用。”他力求呼唤更多人的健康危机感。
多利农庄的销售已经演化为较为固定的模式，B2B团购、个人购买与电子商务的比例是4∶4∶2。留民营总经理杨利最佩服多利农庄的一点是，他们已经可以用一种相对“强势”的姿态卖菜，“农庄种什么，消费者吃什么；而我们走商超渠道，看到什么畅销，再在国内寻求新的有机基地生产，整个流程又拉长了。”郭海觉得最好的情况是要会员数和产能灵活结合，“未来要发展到1.5万个会员，如果产能没有达到，大不了暂时先不发展会员，节奏我们自己把握。”
配送是个大问题
在“种菜”与“卖菜”之后，多利农庄需要继续攻克的问题是“送菜”。象征着健康生活与回归自然的有机农业领域内，创业者并不在少数，但是对很多商业模式已现端倪的公司来说，物流配送是个隐形杀手似的环节，当一单配送成本远远超过预算时，菜越卖越多，却相当于越做越亏本。
“有机农业有一大特点，至少我所在的北京是这样，”杨利说，“客户很分散，五环内来看，即使在一个社区的也不多。这就使单独每单的配送成本非常高。有些时候加的20%甚至40%毛利根本敌不过月配送成本，有时候是赔钱的。究竟如何能够达到一个利润与成本最佳结合的点，如何达到盈利，非常麻烦。所以做B的生意一般配送量大可以挣钱，一些人会用这部分盈利弥补配送到C的亏损。”
在2009年张同贵主张“送菜”的时候，多利农庄就开始建立冷链物流，在配送车达到5辆时，却发现运力不足，且很难覆盖到上海外环线以外的地区。每辆车30万元左右，每月每车汽油费的话也得5000多元，而且配送情况经常变更，必须寻求专业公司的合作。由于蔬菜必须要冷藏配送，郭海花了好一段时间寻找专门做冷链配送的公司，最后才与刚刚进入上海市场的日本黑猫雅玛多宅急便物流进行合作。
生态农庄的盈利模式篇2
村民自治背负的制度框架
当前村庄组织发育和村庄治理中所面临的既有制度框架问题，又有具体运作问题。当前村民自治实践过程中，制度框架层面的问题是更为决定性的问题。在村庄层面，各种制度和政策由外部治理组织强力供给为主，村级组织和个人自组织的制度供给空间有限。当前各地仍然把村庄区分为“行政村”和“自然村”，而“行政村”的叫法基本上体现了村民共同体这种被行政者管理和支配的地位。
经调查研究发现，我国基层党政部门供给外生制度和政策的方式包括：第一，下达乡镇级党委、政府文件，内容包罗万象，比如：计划生育责任书，撤乡并镇，各类评比考核文件等等。在这些文件中，有着大量与法律不兼容的规定。比如，在一些村计划生育责任书中，写有免除村民委员会主任职务之类的内容；第二，党政部门以召开各类会议形式来传达党和政府的工作精神、计划、步骤和措施；第三，乡镇政府利用传统的压力型动员和行政命令的方式，取消了各村的会计，推行“村财乡代管”的村财管理模式；第四，党政系统在村庄推行驻村干部制度；第五，全国各地全面推行乡镇政府负担村干部工资制度。
可见，原有传统威权压力型动员和命令体制，加上传统的考核体制，仍然是基层治理的主要方式，基层政府对于村民自治运行的干预依然十分严重，使得村民自治实践形式化，而没有实质化。
法律把村民委员会治理作为村级治理的唯一组织形式，而在推行村民自治法规之后，政府依然把村民委员会等同于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律形式上规定了村民委员会在村级治理中的所有职能，使其成为高居村级治理组织金字塔之顶端的、单一垄断村级治理的组织，忽视培育和利用社会民间组织治理资源。再加上村党支部凭借党务系统的威权在多数村庄主导党务和村民委员会事务，使得村内自发性社会功能组织(如各种行会组织，合作社，协会和其他村民或农民利益代表组织等等)难以发育，影响到村级社会多元治理结构的形成，造成村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的政务和村务治理缺乏相应的社会组织的支持，更缺乏其与社会组织以双赢或者公益为取向的分工合作。仅有村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等正式政治组织治理结构，缺乏来自社团组织和个人的制约或者合作结构的支撑，对于改善中国村庄自治实践是不够的。
现实中的“村民自治”
我国村民自治面临的困境，除了制度框架问题之外，还存在着许多具体运作层面的问题。为了了解我国村民自治在现实运作中的问题，我们在东部地区的浙江省、江苏省和辽宁省，中部地区的河北省和湖北省，以及西部地区的重庆市和广西自治区7个省份，共选择了37个村庄，通过比较全面的调查访谈，对我国村民自治的现实有了一个较为全景式的了解。
首先，村庄内部治理呈权力集中、缺乏制衡的状态。
在对34个正式调查村937户村民的村民自治需求方问卷调查中，当问及“村里重大决定或影响村里主要生产生活的重大事务决定通常是由谁作出的”时，只有23.8%的回答者认为是“村民代表会议”，其他大部分的都认为是村民委员会主任、村支部书记、镇领导或者村民小组组长，有13.8%认为是“其他”，还有8.1％表示不知道。考虑到所有调查村村民会议要么不召开，要么每年召开的次数屈指可数，因此由村民代表会议依法民主决策的村庄数量有限。这组指标说明多数被调查村，村级民主决策缺失问题比较严重。
此外，在村民选举后，村干部的权力仍然不能得到有效的规则制约，村庄民主决策和管理权力的结构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善，村庄层面以党治代自治问题严重，权力过度集中的问题依然十分突出。村党支部普遍占据主导地位。目前村党支部与村民委员会两委成员交叉任职，村支书与村主任“一肩挑”的现象越来越多，已呈高比例发展态势。在37个调查村，两委交叉任职村庄数目达到21个，占56.8%,两委领导职务"一肩挑"的村庄数目达到11个，占29.7%,两委分开村庄数目为5个，只占18.5%。
从问卷调查结果看，村民对村民会议的参与有限。许多被调查村庄已经不召开村民会议。在问卷调查中，当问及“您是否参加村民会议”时，回答"否"的占40.5%。村民会议是村民作出重大决策的场合。40.5%的被调查村庄村民没有参加村民会议，这相当程度上说明村庄重大事务决策权在很大程度上被，或者攫取。
从所调查村庄的村干部来看，各种各样的目标责任书是圈在他们头上的“紧箍咒”，他们的多数工作都要围绕着责任目标展开。因为村干部们清楚，在目标责任书上列着的奖惩方案是要兑现的，到时工作完成的不好就会受到经济处罚和政治-行政处罚。经济处罚包括：罚款，扣发工资补贴等，而政治-行政处罚包括通报批评，党内处分甚至是撤职，建议免职。其中建议免职是对村主任而言，但有些与乡镇政府签的责任书上也明确写明可对之实行撤职。
多数村庄在村干部主导和控制村务的情况下，民主监督制度虽然较为完备，但难以实施，流于形式化。所有被调查村庄都有民主理财小组、村务监督小组、村务监事会、民主监督小组等等组织机构，负责民主理财或者对村务的监督，都有村务公开制度，村务监督制度等等。但是，在村干部主导和控制村务的情况下，村务监督也容易流于形式。
其次，村级治理内容空壳化。
部分村庄村级集体经济收入基础薄弱，收入来源微薄，负债严重。税费改革后，一事一议难以展开，村庄提供公共品能力大为削弱，村级治理内容空壳化，村民自治内部动力没有充分激活。
在37个被调查村，有20个村庄（占54.1%）在2004年村集体经济收入等于或低于5万元。这些村也就是通常所称的空壳村。其中东部、中部和西部村庄数目分别为9、9和2个。更有甚者，其中有6个村庄村集体经济收入为零。它们均分布在中西部，3个在中部，另外3个在西部。这说明，一部分村庄村级集体经济收入基础过于薄弱。
在这些被调查村，那些有集体经济收入村的收入渠道主要是：（1）村、组集体企业收入；（2）土地征用收入；（3）土地对外承包、转让和租赁收入；（4）小矿区外包收入；（5）村旅游开发收入；（6）本村企业上缴的规费；（7）村集体把闲置资金或者应收债款转为非正式的对外贷款而记取的利息收入。调查还发现，中西部地区被调查村的村集体收入渠道少而单一。
此外，许多村集体处于负债状态，严重影响其对村级公共产品的提供。从本课题组对37个被调查村的调查来看，18个村2004年属于赤字村，即支大于收，占48.6%，16个村属于盈余村，即收大于支，占43.2%;3个村属于收支平衡村，即收等于支，占8.1%。其中东、中、西部地区被调查村中，赤字村占本地区被调查村数目的比例分别为16.7%，75%和44.4%。上述赤字和盈余数字已经考虑到了政府对这些村庄的转移支付。可以看到中西部地区被调查村的村级赤字状况不容乐观。
调查发现，一些村庄已经处于瘫痪状态。即便政府按照工程补贴计划承诺向一些村庄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配套资金，那些村庄仍然无法通过集资筹措到足够的配套资金。比如，河北省省政府根据年度专项资金使用计划，承诺向一些村庄提供建设补助款，但要求县乡级政府提供相应的配套资金，有些基层政府往往只是承诺，而不兑现，影响到相应村庄的公共基础设施工程建设。但是，即便这些政府提供一定的补助，村庄仍然无法通过集资筹措到足够的配套资金。之所以如此，与村民的“理性无知”态度有关――由于过去税费负担过高或者村干部办事不公等原因，一些村民对村干部的收费行为有反感和不信任，又无力改变村庄这一总体格局，从而对村庄公共事务采取不理不睬、视而不见、消极对待的态度。
再次，村庄内部治理结构呈金字塔形状。
目前村庄组织的架构中，在村民委员会之下还有村民小组组织。村民行使民利主要是依靠村民代表表决进行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村民不得不将对生产小队的认同转变成与村民委员会的联系时，村民仍在村民小组内部协作，村民的人际交往仍在村民小组内部发生。这就意味着，村民之间很难在村民委员会的范围内建立普遍的联系。这也就大大降低了村民之间自发组织起来推动村民自治的动力。伴随着费财税改革的进行，为了减少农村基层干部的数量，在政府的推动下，村庄兼并普遍展开。2003年全国行政村数量比上一年减少了2.3万个，减少3.4%。村庄规模不断扩大。一般来说，行政村的人口大约在1000-3000人之间，但有些人口较少的村仅有村民300-400人，而人口较多的村多达8000-9000人，个别村多达上万人。村庄人口规模较大就使得直接民主更难以实现。
随着各地政府包办并村，在合并后的村庄，行政村和自然村的两级代议制民主就成为了村民自治管理决策的主要形式。两级制使得在村民小组的选举也越来越得到农民的重视。在大部分被调查的村庄，由于距离遥远和并村的原因，村民自治实质上主要是在自然村层面上进行的，行政村层面的村民自治与村民的生活联系并不紧密，所以明显不如自然村进行得好。而且，并村之后，村干部往往分散在几个原行政村界内，村民日常面对的层次其实从两个层次变为三个（或者两个半）：村民小组为一个层次，村民所属原行政村界内的村干部为一个（或者半个）层次，行政村党支部或者村民委员会集体为一个层次。
这样在村级组织结构中，不仅在功能性组织结构上形成了单一垄断的组织架构，在村庄组织层次上也形成了科层制金字塔形的组织结构。这种组织结构特征也是造成村民自治难以实施的原因之一。
最后，民间组织发育不足。
在被调查村庄中，村级社区党政经组织及其依附性和临时专项组织数量较多，民间组织相对于其他组织而言明显发育不足。
生态农庄的盈利模式篇3
近年来，左权县利用移民搬迁后遗留的旧村址的耕地等资源，创造性地发展生态庄园经济，开辟了一条山区县推进城乡一体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创新之路。什么是生态庄园经济?带着这个疑问，《经济》记者采访了中共左权县委书记孙光堂。
《经济》：孙书记好，左权县生态庄园经济是怎样兴起的?
孙光堂：左权是典型的山区县，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各种自然灾害多，祖居这里的群众往往广种薄收，导致人口分布分散。新中国建国以来，全县最多曾有1000多个村庄散布全境。2000年底，还保留有379个行政村、336个自然村，平均每村人口不到200人，其中100人以下村就有200多个。为此，县委提出了大力推进城镇化的发展思路。就是在加快县城建设的同时，确定基础好、潜力大、位置优、人口相对集中的34个行政村为中心村，通过有计划、有步骤的移民搬迁、梯次转移，引导偏远山区群众逐步进入县城和中心村。从2001年到现在，全县整体搬迁行政村19个、自然村119个。县城人口由2000年的2万人增加到现在的4.7万人。县城和中心村人口达到10.8万人，全县城镇化率由2000年的28.7％提升到2008年的41.8％。
随着移民搬迁进程不断加快，一些“空壳村”随之出现。2005年底，县委向全县发出大力发展生态庄园经济的倡议。三年多以来，左权县生态庄园经济迅猛发展之势不仅得到广大群众的认可和赞同，还受到了专家学者和各级媒体的广泛关注。山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山西省改革创新研究会会长吕日周评价左权生态庄园经济是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一个伟大创造，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实现了“农民”就地变“工人”、“农村”就地变“城镇”、“农业”就地变“工业”的转变，有效推进了全县农业现代化、城乡一体化进程。
《经济》：如何走好生态庄园经济这条路?
孙光堂：首先，生态庄园数量、规模、投资迅速增长，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三年多时间，全县生态庄园发展到118处，经营规模达到22.6万亩，累计投资达到7757万元。发展经济林2.1万亩，用材林3.1万亩，养殖畜禽4.4万头(只)。其次，生态庄园产业类型，经营形式、投资主体日趋多元，显示出强大的吸引力。从产业类型上看，主要有规模种植、特种养殖、农产品加工及多种经营综合开发等模式。特别是集种植养殖、标本观赏、旅游观光为一体的综合庄园正在成为一些较大规模庄园的发展目标。第三，生态庄园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令人鼓舞，显示出极强的带动力。
从庄园经营者的角度看，经济效益初显。虽然大多庄园仍在投资开发过程中，但一些种植、养殖庄园已经开始见到经济效益。如日月星生态庄园仅养殖一项年收入已达100万元。一般地讲，庄园经济有一个投资递减和效益递增的规律，随时间推移效益回报会越来越丰厚。龙泉乡华鼎生态庄园种植核桃4.2万株，他们估算，十年后，年产值可达420万元。
从带动农民增收的角度看，社会效益明显。生态庄园经济开发体现了“能人带穷人、庄园带农民、企业带农村”的发展效应，带动了农民就业、促进了农民增收，出现了三个喜人的现象：一是实现了“离乡不失地、不种有收益”。生态庄园经济开发依托的土地使用权是从农民手里租赁或购买来的，通过土地流转可为土地原所有者带来直接的收益。目前农民从土地流转中获益达到900余万元。二是实现了“农民当股东，年年能分红”。如龙泉乡顺源繁育养殖庄园将周边村庄农户零星散养的黄牛合伙入圈，由庄园统一抚育、统一出售、统一结算，按股分红，年实现收入90万元，带动入股农户增收14万元。三是实现了“农民工人化，收人工资化”。据统计，去年全县118个庄园累计雇佣农民长期32600多人，人均收入8000多元，约为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4倍；雇佣季节性工人4000多人次，人均收入3000元左右，高于当地农民人均年收入800多元。
从自然环境改善的角度看，生态效益凸显。以生态庄园的形态发展林业，由于产权明晰，管护到位，造林标准高、质量好、成活保存率高，为全县民营造林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目前，生态庄园经济开发者用于植树造林的资金已超过5000万元，累计造林面积达到5.2万亩。去年造林绿化占到全县年度造林面积的30％，今年可达到50％。这种以建设庄园改善生态、以改善生态增进效益、以增进效益促进发展的开发模式，对左权县经济社会发展意义深远。
《经济》：左权县生态庄园经济的主要特点有哪些?
孙光堂：首先从经济性质上讲，是民营经济。左权县生态庄园经济的投资主要来源于个人或民营企业，无论是个人投资、合伙投资或外商投资，其产权关系和利益关系都非常明确。再从组织形式上讲，是规模经济。截至目前，全县生态庄园规模在1000亩以上的庄园达57处，占总数的近50％，其中1万亩以上的有5处。第三方面从管理机制上讲，是公司经济。生态庄园大多采用公司化经营、企业化管理。先进的管理与过去农民靠天吃饭的粗放式经营有着天壤之别。第四，从产业形态上讲，是多元经济。左权县组织有关部门主动帮助庄园进行统筹规划，合理布局。根据开发区域的条件，坚持从实际出发，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牧则牧，一业为主、多业并举，最大限度地优化了庄园布局。第五，从发展内涵上讲，是生态经济。左权县生态庄园经济发展坚持生态优先，林业开路。全县三分之二以上的生态庄园以经济林开发为主。此外，无论是搞种植业、养殖业，还是发展农家乐等休闲旅游业，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将增加植被、改善生态作为首要任务。第六，从生产流程上讲，是循环经济。左权县庄园大量使用有机农药和有机肥料，生产绿色无公害产品。符合现代农业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
《经济》：请您谈谈左权县发展生态庄园经济的创新意义。
孙光堂：左权县生态庄园经济的发展虽然处于兴起阶段，但适应了农村现阶段的生产力发展要求，体现了多方面的创新和变革，对于推进城乡经济一体化、开辟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其创新意义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推动了农村经营体制的历史变革。左权生态庄园开发基本是各类开发者以租赁、购买土地使用权等方式集中一定规模的土地，实行规模经营，完全打破了过去以户分散经营的“小农”格局，使农村经营形式实现了由“大锅饭”到“大包干”改革之后的又一次新的变革。
二是推动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生态庄园开发过程中，积极推动传统的“劳动力+土地”的农耕经济模式，转变成“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管理”的现代农业发展模式，推动传统农业由分散经营到规模经营发展，由单一生产功能向集生产、生态、旅游、文化教育等综合功能发展，“农村”就地变“园区”，“农业”就地变“工业”，加快了全县农业现代化进程。
三是推动了农民身份的变化。左权县生态庄园开发既盘活了土地资源，也解放了土地上的劳动力。在庄园务工的农民由过去春种秋收、靠“地”吃饭，转变为不论丰歉盈亏都能得到工资性报酬的“农业产业工人”。这对于农民素质提升、稳定就业、增加收入具有重要意义。
生态农庄的盈利模式篇4
关键词：石林县；农庄经济；旅游发展
现代农庄经济是以市场经济相对发达为条件，在不改变目前我国农村经济体系的前提下，以土地使用权的有偿转让为基础，以资本为纽带，以委托经营为机制，以生产商品和组织商品交换为目的，按标准化合约方式组织起来的生产经营组织。都市农庄不同于农家乐，而是由现代农业、生态林业、休闲旅游和新农村建设项目组成，集一、二、三产业为一体的发展模式。
一、石林县农庄经济发展现状及意义
（一）石林县都市农庄发展情况
目前，已初步形成以锦苑花卉为龙头的花卉产业园，以万家欢为龙头的休闲观光农业园，以圣火杏林国际养生度假村为代表的休闲观光养生度假园。万家欢农业生态园是集节水增效示范、高床厩养示范、高校农业示范、旅游休闲观光为一体的大型现代化农业科技生态园，园区建设主体由果园、苗木园、养殖园、休闲园组成，给游客带来了丰富的体验性，拓展了农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的新业态。杏林大观园项目，是一个以医药文化旅游为前导，集居住、医疗保健、文化娱乐、商贸、绿色农庄为一体的农庄式大型养老社区，通过植入与当地历史相关的人文元素，对自然景观进行美化，给与完善的养生条件配置，给入住老人和游客营造颐养天年的快乐空间，促进了康体养生业与旅游业的深度融合发展。锦苑花卉在石林投资建设了大型现代花卉产业园，通过整合花卉产业链，以花卉为亮点，以农业产业为基础，搭建锦苑品牌的经营服务型公共平台。
（二）发展农庄经济对石林县旅游发展的意义
第一，有利于农旅结合，推动旅游业和农业的融合发展。台创园内的每一个都市农庄都有自己的主题，并且融吃喝玩乐购为一体，以发展无公害、绿色、有机农产品生产、农业高新技术研发、农产品加工配送和生态农业休闲观光为重点，引领着云南农旅结合、低碳休闲的生活方式，每年都有40多万人次入园游览。第二，拉动石林旅游业发展，提高旅游综合收入。石林旅游目前仍然以观光游为主，过于依赖门票经济，因而需要探讨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而农庄经济正是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通过特色都市农庄依托石林的旅游资源，拉动石林的旅游业发展，真正做到“吃住行游购娱”，让游客“留下来”，提高石林旅游综合收入。第三，有助于整合旅游资源，创新休闲旅游方式。农庄经济的发展，有助于把石林景区和台创园片区之间的路线串联起来，实现旅游资源整合利用，最大限度发挥旅游资源的效用。
二、石林县农庄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相关政策还不够完善
云南省2014年出台了《关于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庄园的意见》，主要是为了鼓励“老板下乡”、“资本下乡”、推动资源的优化配置。从石林县的实际看，政府在资金扶持、用地审批等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但缺乏有关农庄经济发展的规划性政策文件，指导性不强，庄园发展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和模仿性。由于政策不完善，使得农庄的优势难以发挥，市场前景分析、庄园规模定位不清。同时，发改、农业、林业、交通、金融、质检等部门在部门联动、项目建设、信息共享、整合资金方面统筹协调不够。
（二）农庄规划及选址和建设存在矛盾
石林县已经启动建设的5个都市农庄，有4个在云南昆明石林台湾农民创业园内，石林台湾农民创业园选址在石林风景名胜区二、三级保护区之内，而石林风景区的总体规划在石林台湾农民创业园选址前就完成了，所以园区的选址不符合石林风景区总体规划，建设用地批下来后，园区入园项目建设在办理选址意见书时没有依据，无法办理项目开工的前期手续和相关证照，造成建设上的实际困难。由于4个都市农庄的项目和部分规划地点在石林风景区保护范围内，在办理环保、水保、住建等部门的审批手续时难度大。此外，建设用地及5%以内的设施用地难以落实。
（三）农庄土地占用导致农民权益受损
由于农庄项目的特殊性，石林县各大农庄在建设初期的占地及规划面积都较大，平均每个农庄的面积超过1000亩。农庄建设用地大，难免要占用到周边农民的土地，尽管目前石林县的农庄规划用地主要集中在石林台湾农民创业园、石林旅游度假区、国家圭山森林公园、九石阿旅游专线附近，但都难以避免要占用到农民土地。农庄经济目前主要通过企业要推动，因此农庄开发商在运营过程中必然要以盈利为主，加之没有相关的政策法规约束，因此处于实际的垄断地位，在农庄内打工的农民工资低、报酬少，利益分配不公；在土地补偿方面，政府的土地政策也没有明显的倾斜，农民获得的补偿有限；而一些失去大部分土地的农民没有稳定生活来源，加剧了生活困难。农民权益受损，就会导致石林旅游资源和人力资源、土地资源不能实现很好的融合发展，也阻碍了石林旅游转型升级的步伐。（四）农庄经济运行机制不畅
由于资金、经营管理能力等因素的制约，石林县的农庄开发商在运行过程中存在管理规范、经营不善、违规操作等问题。例如：有的开发商经营管理能力较弱，导致农庄管理不规范，营销手段匮乏，难以实现预期收益；有的开发商在经营过程中经营转向，违背了农庄经济发展的基本原则；一些开发商的服务体系不全，因而导致庄园发展受到制约。基于上述因素，促进土地、资金、管理、技术、人才、市场、信息等生产要素尚未在石林县农业庄园集聚和合理流动，农庄经济运行机制不畅。农庄经济运行机制不畅，导致了各农庄收益盈利模式的不稳定，影响了农庄经济在市农林旅游综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三、推动石林县农庄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出台农庄经济的政策和意见
庄园经济既是一种经济模式，又是一种发展战略和规划思想，更是一次深刻的改革创新，各级政府是推动其大力发展的责任主体。石林县应根据云南省和昆明市政府出台的发展都市农庄（农场）的相关政策，出台相应的实施细则和建设标准，确保“政府主导、龙头带动、多措联动”的措施得到保障，使都市农庄建设质量、速度、效益并重，得到健康发展并发挥其应有的效益。通过农庄经济发展政策或意见的出台，指导石林县农庄经济的健康发展，同时在资金、税收、用地、体制、机制等方面给予明确支持。
（二）完善农庄的规划编制
在编制农庄规划时首先要考虑分片区、分类型、分特色进行开发建设，避免大部分农庄出现模式单一、风格雷同、缺少独特创意等问题。通过农庄经济的深入调查研究，建立和完善石林农庄在项目用地、资金筹措、农民工安置、产品和服务开发等方面的机制，确保农庄规划的科学编制。其次，整体布局、统筹安排，避免单纯企业行为导致农庄的盲目建设，确保政府主导、监管到位。最后，因地制宜，高起点、高标准规划农庄发展方向和目标，要充分体现“一庄一品”的独特魅力，并让农庄建设和乡村旅游规划、农村土地规划、农业产业规划等衔接，促进石林县旅游经济的持续发展。
（三）合理组织供地，发挥农民群众积极性和创造性
农庄项目选址确定后，由项目所在县都市农庄发展领导小组根据项目规划组织土地（林地）流转和依法办理征占用手续，并负责实施项目基础设施配套工作。提倡和允许在农民自愿的前提下，采用转包、转让、“反租倒包”、股份合作和出租等多种形式进行有偿转让，促进农村土地依法、有偿合理流转。上级政府应给予安排配套设施建设专项用地指标和专项扶持资金。
在此基础上，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规范农庄用工报酬标准，充分发挥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创造性地发展多样化的现代农庄。石林县政府可以实行差别化政策，鼓励各农庄因地制宜开发不同的产品与服务体系，打造特色乡村旅游体系。各农庄应加强对村民的旅游专业培训，邀请更多村民参与到农庄的建设中，实现人力资源、土地资源和旅游资源整合，更好地推动旅游业的发展。
生态农庄的盈利模式篇5
近日，本刊记者走进达县，了解到“村级‘两委一社’模式的核心内容是通过‘两委’带动以村级社区综合服务社为主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根据‘民有、民管、民受益’的原则建立社区综合服务社，达县供销合作社做了有益的探索。
“五项原则“践行办社宗旨
一是为农服务原则。坚持为农服务的办社宗旨，努力为农民提供方便快捷的生产、生活服务，把供销社的经营服务网络由乡（镇）延伸到村、社，不断改善农村流通环境。通过建立完善经营服务性、生产公益性组织体系，积极为农民提供社会化服务，帮助农民进行农业产业化经营。
二是民主办社原则。社区综合服务社是中心供销合作社的分支机构，服从当地中心供销合作社的指导协调、监督管理、目标考核和教育培训。按照自愿、平等、互利、合作的原则，动员和组织各类从业人员自愿加入当地中心供销合作社所建立的村级社区综合服务社。
三是责权分明原则。按照统筹兼顾的要求，所建的村级社区综合服务社，其加入的经营服务网点原主管部门不变、经营范围不变、服务内容不变、服务性质不变、人员身份、待遇不变；经营服务网点由所在社区综合服务社统一管理、统一培训、统一指导、统一协调服务。
四是依法注册原则。村级社区综合服务社，按照《章程》注册为中心供销合作社的股份合作制企业，股金实行多元化，主要股份为中心供销合作社集体股、入社业主、社员个人股和其他股份，经工商注册后，可依法从事经营活动，其盈亏归综合服务社所有。
五是双层经营原则。自愿加入村级社区综合服务社的经营服务网点是在服务社的领导和指导下从事经营服务，实行“独立经营、自纳税费、自负盈亏、自谋发展”；注册后的社区综合服务社在经营活动中实行“集体性质、照章纳税、自负盈亏、自谋发展”，按股份制合作企业进行财务核算，对参与的农民进行二次返利。
多种形式适应办社要求
一是形式多样。根据达县实际，采取三种形式建立村级社区综合服务社。整合型：就是对村现有的经营服务网络及社会公益网点进行有效整合，先建立后完善。综合型：就是利用废弃的院落或村社集体场所进行统一规划、统一维修、统一完善服务功能；或者由村社集体出土地，政府和部门支持，按山东省临沂市的模式新建社区综合服务社。分散型：就是以村比较集中的地段或村办公室所在地为基础，把该村从事经营服务及社会公益服务的网点进行组合建立社区综合服务社。
二是制定标准。村级社区综合服务社要按照“十统一、十个有”的标准建设。即“统一标准、统一管理、统一培训、统一办证、统一报表、统一牌匾、统一制度、统一台帐、统一承诺、统一代办事务”和“有申请；有章程；有理事、监事会；有制度职责；有招牌和办公场地；有发展目标；有服务内容；有服务承诺；有基地；有考核奖惩办法”，使社区综合服务社的建设从一开始就步入规范化的管理程序。
三是功能完善。村级社区综合服务社为农民提供三种有效形式的服务。通过村级农家超市、便民店、废品回收店、农产品收购店等为农民提供生活服务。
为农服务彰显“五大作用”
一是充分发挥农村现代流通的优势作用。达县供销社成功地实现了企业的重组改革，有社有企业19个，建立有“农资、日用消费品、烟花爆竹”三大配送中心，实施了连锁经营、配送服务。建有国家报废汽车标准化拆解场一个、市级农业产业化骨干龙头企业“万头生猪养殖场一个”；建立有农业生产资料等六大网络服务体系；2010年，全县供销社经营服务总额达9.2亿元，实现税利527万元，社会贡献总额为1174万元，为供销合作社积极参与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是充分发挥加大宣传的推动作用。派员到四川省岳池县学习建设庄稼医院、村级社区综合服务社的成功做法，编写了《达县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用手册》，通过电视、广播、会议等大力宣传实施农业社会化服务的目的、意义、做法、作用，提出了“帮助发展、流通共盈”的口号，得到了党政的重视、部门的支持和群众的广泛参与。
三是充分发挥试点示范的带动作用。去年以来，达县供销社组织工作组，在青宁乡岩门村、北山乡立马村等建立了村级社区综合服务县级示范社。隆重召开了成立大会，民主选举了监事会、理事会，由支部书记、村主任分别任监事会主席、理事会主任，使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与村级社区综合服务社实现了有效对接。
四是按标准建立社区综合服务社。按照《达县农村村级社区综合服务社验收标准》进行逐项验收。一年多来，全县供销社系统新建和完善农村社区综合服务社100个，其中示范社42个。
五是按标准建立乡村庄稼医院。按照四川省供销社建立庄稼医院的要求，达县供销社推行领导包片、股室包社（院）的责任制，投入培训经费7万余元。一年来，全县供销社系统新建和完善庄稼医院100所，其中示范庄稼医院65所。
“两委一社”创新供销模式
达县通过供销合作社主抓，依托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建立社区综合服务社，实现了村级“两委”职能的根本转变和为农服务力量的有效整合，为农民实惠便捷消费、增产增收创造了好环境。
一是实现了服务网络整合。供销社系统从计划经济时期的800多个经营服务网点，扩大到现在的经营服务网点1456个、公益服务性网点675个，使供销合作社的服务网络达2131个，促进了达县供销合作事业创新发展。
二是实现了便民利民服务。社区综合服务社的建立使新型的服务网点直接进入农村，直接对接农民，让农民逐步享有了“购农资、日用消费品、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农特产品的交易等“十不出村”优质服务。
三是实现了连锁配送服务。通过中心供销合作社搭建平台，使村级社区综合服务社的经营网点与县供销社所属的农资、日用消费品、农产品、废旧物资、烟花爆竹等五个公司形成直接配送，降低了经营成本，增大了销售份额，既提高了经营者的经济效益，又让利于民。
四是实现了便捷实惠服务。全县所建立的六个村级社区综合服务县级示范社，在为辖区农民生产生活服务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如：把南外镇火峰山村10个休闲山庄、4个养殖业等服务性经济实体，整合组建为社区综合服务社，就地解决了9个社、1820名农民的生产生活需要，所办的休闲山庄成为了城市人的郊外休闲场所，服务设施一流，服务质量优良，生意十分兴隆。
五是实现了优质服务。通过庄稼医院这个“窗口”，一年来开展农技科贸服务活动450次，参加农民6.7万人次，发放各种农业实用技术宣传资料10万份，庄稼医生同农资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角，指导农民开展科学施肥和病虫害防治1.25万亩，病虫害疫情信息1.2万次。
生态农庄的盈利模式篇6
当过多的化肥、农药与过少的营养、安全感，把现代食品工业推到一个尴尬的境地时，你或许可以理解为何有机食品商店如雨后春笋般一夜开遍大街小巷；各种名目的庄园、农场为何能够围满城市的边缘。那些蜂拥进入农业品尝“农家饭”的资本，如何用锄头和铁锨找到黄金；那些用都市商业眼光打量农业的企业家，会给这个古老又传统的产业带来哪些改变？
昂贵的绿色
刚到山东济南邵而老家农场当了半个月工人的仲宫镇村民曲敏，这样打量自己的工作：“看起来和以前在自家田里种地差不多，但实际干起来才知道，农场里种菜不用一点化肥、农药。碰到杂草、小虫，都得跟看孩子似的一棵棵料理。”
等到一个月后曲敏种养的小白菜长成收获后，这块地会被种上土豆或者萝卜，曲敏说：“种什么老板都计划好了，总之就是要间隔、轮换着种植，不能让地使用过度。”“不管是生态也好，有机也好，我们做的就是给客户生产健康、安全的农产品。”老家农场的创始人崔立荣这样定位自己的农业产业。
的确，愈演愈烈的食品安全问题，给每个生态有机食品生产企业做了最好的背书。几乎所有有机庄园、农场的“庄主”，都能向你绘声绘色地讲出一个个令人心动的食品故事：“你看我们养的公鸡，都是散养区放养半年到一年，只吃谷物和昆虫，不喂一点饲料和抗生素。”
只是，在这些美好的有机食品故事背后，下一个让你怦然心动的环节是有机食品的高价格：山东章丘乐虎生态产业园出品的有氧土猪肉，每斤至少80元；而济南山润有机农业生态观光园里的有机韭菜，最贵的每斤50元；而每斤200元的古法红糖，每斤30元的有机面粉，合4元钱一个的生态鸡蛋，让美好的有机生活，立马虚幻了起来。
“有机农产品贵是应该的，因为其中有我们为改造被污染的环境埋单的成本在里面。”崔立荣说，“为了能让农场的土壤里没有农药残留，我整整3年没种任何东西，全部用自然肥料改良了一遍。”
国内规模最大的有机食品零售商之一的北京乐活城销售部总监马菊英认为，有机食品代表了一种高质量的、绿色健康的生活方式，而且能够从有机食品原生态的生产方式中，把食物链、人类和大地交织成精美的良性循环和生命共同体。
田地里的黄金
虽然昂贵的有机食品让普通老百姓望而却步，但济南回归自然有机食品公司的研发经理吕科伟还是发现，只要能够让消费者尤其是城市中产阶级建立对有机食品的信任，田地里的果蔬，也会变成黄金。
“回归自然有机食品零售店刚起步的时候顾客不多，包括我在内的管理层，就先把店里的生态猪肉、有机大米什么的当礼物送给朋友，时间长了就发现，原来宰一头猪送10个人，后来就变成三四十个人，朋友们吃了觉得好就主动来要，要得多了觉得不好意思了，就开始买我们的有机大米、鸡蛋和酱油，靠着这样的口碑，客户越来越多。”吕科伟说，“这让我们觉得，只要都市人认同健康、安全的食品消费理念，有机食品就大有市场前景。”
即便从全世界来看，有机食品都是个新生产业，在庞大的农业生产中仅有微末的份额，但几乎所有的中国有机食品经营者，都在心里憧憬着能做中国的“全食超市”。
回归自然有机食品公司副总经理刘兆平也许不知道，他大为赞赏的北京乐活城有机食品零售方式，其实就是对这家美国有机食品公司的致敬。通过健康食品宣言、体验式营销以及良好的顾客互动，登陆纳斯达克的“全食超市”，股票价格从2000年的30美元增长到2005年最高的152.5美元，市值达到104亿美元。
而在有机、健康需求高速膨胀的中国，以高价、少量商业模式运作的“全食超市”历经12年才全面赢利的路径，被大大缩短了。国内有机蔬菜巨头上海多利农庄，经过了4年的土壤改良期后，2009年开始卖菜当年就实现盈利。2010年销售额超过5000万元，利润成倍增长。同时，在2010年获得风投后，多利农庄迅速把农场由上海复制到了云南和福建。
一系列被经常引用的数据是：2010年，风投、私募进军现代农业的资本创出7.89亿美元的新高，超过此前4年的总和；去年，国内IT巨头联想集团电脑销售高管陈绍鹏转型加入农业，在广东、江苏等地投资25亿元人民币涉足水产、畜禽、水果以及酿酒等多个领域，将非农资本进军现代农业的浪潮推到了顶峰。
改造农业的梦想
在汹涌进入农业的资本看来，现代农业、高端有机农业是“只有聪明人才能玩的游戏”，但在有机食品从业者看来，从利润丰厚的房地产业、机械制造业中抽身下乡做农民，是傻子才做的事情。
在目前农村年轻人大量拥入城市，农业生产出现空心化的当下，投大笔资金进军农业，究竟是睿智还是愚蠢？章丘乐虎土猪的负责人王元虎说，他为了找到心目中理想的生猪品种，花费了3年时间、上百万元，走遍东北、西北、太湖区域购买种猪；而邵而老家农场为了种植生态蔬菜，不仅用了3年时间改造土壤，还自采地下水用于浇灌。
但刘兆平却发现，即便拥有了农场，建好了零售店，想要真正做好有机农业，不仅要会种菜，更要会卖菜；不仅要做好农业，甚至还要做好电子商务、冷链物流。只有成熟的商人，才能完整把握有机农业漫长的产业链。
就像多利农庄的创始人、农民出身的张同贵感叹的，要在传统农业里注入现代商业基因，“仅靠以家庭散户经营的农民自身的力量是不够的，只有更多的社会精英参与新农业，这个行业才有更大的希望”。
现在，这个时刻到来了，在每一个跨进农业的企业家身上，不论他们是来自IT、餐饮、建筑还是零售业，当财富和资本积累达到一定数量的时候，他们身上最原始、最自然的本性开始显露，回归农业、投身田园，既满足了他们的人生梦想，又能找到一片新的投资领域。
巧合的是，中国企业家们身上田园梦想的觉醒，恰逢国家发展现代农业战略之时，今年2月，我国首部现代农业发展规划，农业部总经济师陈萌山表示：“要扩大农业开放，加大引资引智力度，吸引鼓励社会资本和外资投资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