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市场特征范文
但是，随着证券市场的不断壮大（截至1999年11月底，我国境内上市公司已达941家，市价总值达到27,741.75亿元，占GDP的比重超过25%），证券市场的规范以及政府应如何调控市场的问题也日益突出。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作为政府调控经济有效杠杆的证券税收也日益受到重视。我国证券市场中的主要税种就是证券交易印花税。回顾证券交易印花税在证券市场中的作用，应该承认其最基本的职能就是取得财政收入。但是，随着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印花税在证券市场中也渐渐摆脱了单纯的聚财功能，而被赋予一定的调控职能。同时，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要求改革完善现行证券交易印花税以及降低印花税税率的争论也越来越多。并且，与国际相比较，我国现行的证券交易印花税也确实存在许多值得探讨和完善的地方。因此，借鉴国际经验，研究和探讨我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将很有必要。本文试图对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以及证券税制进行一些肤浅的研究，以期能对完善该税种以及我国的证券税制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第一章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1>的历史和现状
对二级市场股票交易（包括A股和B股）征收的印花税，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证券交易印花税是我国证券市场中的主要税种。回顾这项税收政策2的出台，也颇耐人*味，它并不是在证券市场产生的初期就由中央政府作出的明确规定，而是在地方政府先作出地方性规定并加以实施的基础之上，然后由中央政府加以确认。这与我国证券市场产生和发展过程中采取的“民间发起，政府支持”以及“先发展，后规范”的发展轨迹倒是颇有几分相似，这似乎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这种政策的临时性以及预示着改革的必然性。
一．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历史回顾和政策分析
虽然申银万国证券公司前身之一的上海市工商银行信托投资公司于1986年9月就开办了股票、债券的买卖业务，并由此揭开了新中国证券交易市场的序幕，但是，在1990年之前，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没有对各类有价证券交易作出明确的征税规定。最早对股票交易作出征税规定的是深圳市政府于1990年颁布的“关于对股权转让和个人持有股票收益征税的暂行规定”，该规定宣布对股票卖出方征收6‰的交易印花税，初始的目的也主要是为了实现政府在证券市场的财政利益，并平抑暴涨的股价。同年11月23日，深圳市政府又宣布对股票交易的买方也征收6‰的印花税。1991年10月，鉴于股市持续低迷，深圳市又将印花税税率下调为3‰。同月，上海市政府也参照深圳市政府的做法，开始对买卖双方课征3‰的交易印花税。至此，两家证券交易所所在地的地方政府开始了对证券交易征税的实践。
中央政府最早对证券市场税收政策作出明确规定的是国家税务局和国家体改委于1992年6月12日联合下发的国税发[1992]137号文---《关于股份制试点企业有关税收问题的暂行规定》，该文规定“股份制试点企业向社会公开发行的股票，因购买、继承、赠与所书立的股权转让书据，均依书立时证券市场当日实际成交价格计算的金额，由立据双方当事人分别按3‰的税率纳印花税”，同时还规定“办理股权交割手续的单位有负责监督纳税人依法纳税的责任，并代缴印花税税款”。另外，该文第十三条还规定了执行日期为1992年1月1日。因此，一般认为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政策的确立和实施日是1992年1月1日。在此之后，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证券交易印花税也受到了政府和市场越来越多的重视。国务院在特定时期根据市场情况对税率作出了调整（在1997年5月10日决定将税率由3‰提高为5‰，1998年6月12日又决定将税率由5‰降为4‰）以期达到调控市场的目的。为了加强征收管理，国家税务总局也于1997年8月7日下发了国税发[1997]129号文，要求上海和深圳市的国税地税部门加强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征收管理。
从上述简要回顾及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实施情况来看，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可以说代表着我国的证券市场税收政策，就政策角度分析，我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征：
第一．虽然在当时特定的情况下，借鉴香港对证券交易征收印花税的做法及时推出我国的证券市场税收政策很有必要，值得肯定，但是政策具有明显的临时性特征，因此，在政策制定实施后，在不同时期还根据实际情况作了相应的调整和完善，如《股份制试点企业有关税收问题的暂行规定》未能涉及股票之外的证券品种，因而1997年之后按照《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批准成立的新基金交易是否应征收印花税，就缺乏明确的政策规定，为此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不得不了财税字[1998]55号公文——《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税收问题的通知》进行补救，规定对投资者买卖基金单位在1999年底前暂不征收印花税。到了2000年，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又以补充规定的形式对基金单位是否征收印花税作了说明。因此，我国以证券交易印花税为代表的证券市场税收政策总的来说还很不完整，尚处于探索阶段。
第二．证券交易印花税的作用不仅仅是取得财政收入，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被赋予了调控证券市场的作用。自1992年开始实行证券交易印花税政策以来，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以年均大约120%的速度增长，收入规模由1992年的3.35亿元，增加到1997年的250.01亿元，占工商税收的比重也由最初的0.13%一度上升为1997年的2.90%，近两年虽然有所下降，但也还保持在2%的水平。因此，证券交易印花税的财政职能应该说还是发挥的比较好的。同时，证券交易印花税还被赋予了一定的调控职能。如1997年5月10日，针对1996年10月以后股票市场出现的暴涨（上证综合指数涨幅达120%，深证成份指数涨幅达340%），国务院决定将印花税税率由3‰提高到5‰，以抑制过热的股市。1998年6月12日，为了摆脱股市长期低迷的状态，国家又决定将印花税税率由5‰降至4‰。虽然由于政策的时滞性等原因，提高印花税税率时，股指并没有马上应声而落，而是迭创新高；降低印花税税率时，股票市场在一段时期内疲软依旧，税收收入依然停留于低迷期的水平，但是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的升降成了传递管理层调控意图的一种方式倒是不争的事实。
第三．制定政策时缺乏前瞻性，造成了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在政策出台的1992年，我国实行的还是财政包干制，因此政策中未对印花税的管理权限和税收收入的划分作出规定。之后，1994年推行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将印花税划分为地方税，但具体操作中是由两家交易所所在地的税务机关征收，然后按50%的比例与中央分享，因此，实际成了一种共享税。这给两家交易所所在地的地方政府带来了可观的财政收入（据统计，1999年上海市来自证券市场的税收收入达到150.32亿元（其中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136亿元），居上海市财政收入之首3）。同时，由于1997年8月14日之前，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在行政上分别隶属于上海市和深圳市两地方政府。因此，在地方利益的驱动下，两地交易所曾出现争夺企业上市与追求高额成交量的过度竞争，使得一级市场股票发行价愈来愈高，二级市场非法融资炒作股票的现象严重，最终致使股市过度投机，“泡沫化”现象严重。之后，虽然将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分成比例调整为中央88%、地方12%，并且于1997年8月14日将两家交易所改为接受中国证监会直接领导，但两家交易所争夺企业上市与追求高额成交量的竞争依然在某种程度上存在。
第四，证券交易印花税体现的是多重政策目标。在我国当前有关证券市场税种并不完整的情况下（我国并未开征资本利得税、遗产和赠与税等与证券市场有关的税种），证券交易印花税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其他税种的替代税种，被赋予了多重政策目标。如我国当前的证券交易印花税除了规定对因买卖而转让的股票征收印花税以外，还规定对继承、赠与等非交易转让的股票也征收印花税，而此类非交易转让股票本应属于遗产与赠与税等财产税的征税范围。另外，我国当前的证券交易印花税还被赋予了调节市场参与者收入的作用，而这本应是资本利得税等所得税的职能范围。因此，虽然从税制角度看，我国当前的证券市场税收制度是以证券交易印花税为主的“单一税制”，而不是包括交易税、所得税、财产税的“复合税制”，但证券交易印花税所体现的证券市场税收政策却是多重的政策目标。
二．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的现状
虽然国家税务总局（当时称国家税务局）和国家体改委在1992年联合下发的文件要求对股票的买卖、继承、赠与（通常是通过二级市场转让）征收印花税，但是根据对证券市场通常的分类方法，我国证券市场除了主要的二级交易市场之外，还包括一级发行市场及特殊的“一级半市场”，而对于通过一级市场发行股票及通过“一级半”市场转让股票如何征税，《通知》则没有明确规定。实际上，对于以上述形式发行及转让的股票并不是不征税，因为《印花税暂行条例》中有关的税目对此作出了征税规定，只不过适用税率不同罢了，因此，如果将我国现行的证券交易印花税视为独立的税种，它应该包括以下税制规定（当然其中很多内容只能说是政策规定）：
（1）对溢价发行股票的税收处理。按照有关的企业财务制度规定，企业在一级市场溢价发行有价证券，由此取得的溢价收入在企业财务上列入“资本公积”科目，不征所得税，但该笔资金作为企业自有资金，应按“营业帐薄”税目课征万分之五的印花税。对于溢价发行股票的购买者，则没有征税规定。
（2）针对各省的柜台交易市场（或称之为一级半市场）以及北京的NET和STAQ市场中的交易，交易双方应按产权转移书据分别交纳万分之五的印花税。
（3）对二级市场交易的股票（包括A股和B股），按证券市场当日实际成交价格计算的金额，由交易双方当事人分别按4‰的税率缴纳印花税。但是，根据国发明电（1999）1号《国务院关于调整B种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的通知》，自1999年6月1日起，B股印花税税率由4‰下调为3‰。
（4）对于在上海、深圳证券登记公司集中托管的股票，在办理法人协议转让和个人继承、赠与等非交易转让时，其证券交易印花税统一由上海、深圳证券登记公司代扣代缴。（详见国税发[1997]129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证券交易印花税征收管理工作的通知》）
结合我国证券市场的现状，我们认为，从税制规定的角度看，我国当前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存在以下缺陷：
第一，虽然从收入归属、征收管理等方面来看，证券交易印花税可以说是个独立的税种，但是有关该税种的制度规定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行政法规或法律规定，而主要分散在一些部门规章、国务院通知等政策规定之中，存在用政策规定代替法律规定的缺陷。因此，就该税种而言，其法律依据是不足的。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所列举的税目，并不包括与股票交易相对应的税目和税率，一般认为实际操作套用的是《印花税暂行条例》中的“产权转移书据”税目，但《印花税暂行条例》中的“产权转移书据”税目指的是“财产所有权和版权、商标权、专利权、专有技术使用权等转移书据”，并不包括《股份制试点企业有关税收问题的暂行规定》所指的“股权转让书据”。即使认为对股票交易征收印花税借鉴（或套用）的是对农业特产收入征收农业税的处理模式，作为部门规章的《股份制试点企业有关税收问题的暂行规定》也无“资格”对作为行政法规的《印花税暂行条例》作出补充规定，对农业特产收入征收农业税作出补充的规定至少也是以国务院第143号令的形式颁布的行政法规，而不仅仅是以“国税发[1992]137号”形式的公文。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国当前证券交易印花税的法律依据是不足的。
第二，征税范围过窄。作为证券市场中的主体税种，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征税范围应该覆盖整个证券市场中的所有证券品种。我国证券市场中的证券品种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界定：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二是证券交易所中实际上市交易的证券品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二条的规定，适用我国《证券法》的证券具体包括“股票、公司债券和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但不包括政府债券。而在我国主要证券市场之一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证券品种则包括A股、B股、国债现货、国债回购、企业债券、金融债券和基金等7类。但是，我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只对A股和B股课征。因此，无论从《证券法》的角度，还是从交易所实际上市交易的品种角度来看，我国现行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征税范围都过于狭窄。如果说开立该税时正处于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初期，由于受证券品种单一限制或者说有意将交易额尚微不足道的股票以外的其他证券（主要是国债和企业债券）排除在外还有一定理由的话，那么伴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结构的完善，伴随着其他证券品种交易额的显著增长（据统计，1998年，国债、基金等证券品种的交易额已在沪、深两地交易所的总交易额中占据了“半壁江山”），还将其排除在征税范围之外，不仅有违税负公平原则，而且还使得证券交易印花税不能全面调节证券交易，阻碍了其杠杆作用的发挥。
第三，税率不统一、不连续。从我国现行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制度规定来看，该税种对股票和国债、企业债券、基金（对这些证券品种的交易是免税的）实行的是不同税率，并且单就股票而言，也根据不同种类股票及其转让方式适用不同税率，如自1999年6月1日起，我国对国内社会公众股（A股）和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就适用不同的印花税税率（A股为4‰，B股为3‰）。虽然从政策角度来看，这可能体现的就是一种差别对待的政策意图，但是从税法的角度看，这就显得税率不统一、不连续了，不仅不符合税收公平原则，而且也显示出我国证券市场税收的不连续性和不稳定性。
第四，对证券交易印花税性质及其收入归属的规定不明确。虽然我国当前对证券交易征收的税收在名称上称为印花税，但是与作为凭证税的印花税不同，证券交易印花税实际是种行为税，也就是说，从税制的角度分析，我们完全可以把证券交易印花税视为一个独立的税种（财政统计也往往将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单列一个项目）。但是，作为独立税种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应该属于中央税、地方税还是中央地方共享税，国家对此就未能作出明确规定，而当前的实际做法是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由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按照88%：12%的比例分成。
第五，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征税范围和遗产与赠与税存有交叉。现行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征税范围不仅包括交易转让股票，而且还包括继承、赠与等非交易转让股票，虽然从征管的严密性（我国并未开征遗产与赠与税）看，作这样的规定是合理的，但所谓的“交易税”却对非交易行为征税似乎并不合理。从税制角度看，当前的证券交易印花税与遗产与赠与税在征税范围方面存有一定的交叉。
三．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4情况分析及前景预测
自1993年以来，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基本呈现出递增的增长态势。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数额及其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如下表一和图一、图二所示：
表一：证券交易印花税年收入额及其占财政收入比重的变化
年份证券交易印花税（亿元）比上年增长（%）财政收入（亿元）比重%
19932243490.51%
199448.77121.68%5248.10.93%
199526.38-45.91%6242.20.42%
1996127.99385.18%74081.73%
1997250.7695.92%86422.90%
1998215.75-13.96%98532.19%
1999250.0115.88%113772.198%
图一：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情况（单位：亿元）
图二：证券交易印花税占财政收入比重的变化
如上图所示，虽然从证券交易印花税的绝对额以及其占财政收入的比重来看，证券交易印花税可谓近期增长最快的税种之一，但是，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增长前景是否就“一片光明”呢？证券交易印花税能否成长为税制结构中举足轻重的税种呢？笔者对此并不持乐观态度。并且，我认为从长远来看，我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到一定阶段以后可能将缺乏继续大幅增长的可能。因为，众所周知，税收收入应该等于税基乘以税率，而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无论在税基还是税率方面都不存在大幅增大或提高的可能：
首先，就税率而言，以下因素的存在将使得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不断下降，而不是上升：第一，我国现行的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较之世界平均水平已高出许多：我国目前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名义税率虽然为4‰，但由于对买卖双方双向征收，因此实际税率为8‰，而世界各国的平均水平一般为0.1‰---6‰，并且是单向征收。我国经济不断溶入国际社会的总体趋势必然要求我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逐渐实现与国际接轨。第二，从国际比较来看，为了提高竞争能力、防止资本外流，世界各国普遍存在调低证券市场印花税（证券交易税）税率或免征印花税的趋势。据报道，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市场的竞争，确保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香港区政府财政司司长曾荫权在2000年3月8日公布的新一年财政预算案中就对调低证券印花税税率作了说明，调低印花税税率已成定局。为了与香港竞争，新加坡也准备取消证券交易印花税。同样，为了与美国和欧洲的金融市场相竞争，降低交易成本，日本也于1999年4月1日起取消所有交易的流通票据转让税和交易税（相当于我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第三，当今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由于认为证券交易印花税（证券交易税）将提高资金成本，减少市场的流动性并会降低证券价值，改变资金结构和投资有价证券的种类5，因而纷纷停征此税。从长远来看，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不断成熟及投资理性的增强，证券市场中的投资理念必将取机观念，此时，证券市场的流动性将成为市场的“生命线”，因此有碍证券市场流动性的证券交易印花税也将被削弱甚至取消。
其次，就税基而言，证券交易印花税的税基应该是成交金额，而成交金额应该等于市场规模（流通股数）、换手率（成交股数/流通股数）和股票市价的乘积，也就是说，证券交易印花税的税基至少受上述三方面因素的影响。在我国，虽然证券市场的规模必将不断扩大，但是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成熟及投资者投资理性的增强，证券市场的年换手率应该会呈下降趋势（我国当前300%—600%的换手率无疑偏高），因此，我国证券市场规模扩大对证券税收增加的影响将在很大程度上被年换手率的降低这个减小税基因素所抵消，这将制约着我国印花税的增长。这可以从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从1997年以来增长乏力的现象中得到映证（如图三所示，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增长率自1997年以来呈下降趋势）。
最后，由于证券市场的价格受人们心理预期的影响，因而波动通常较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将影响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的稳定性。虽然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从绝对额而言呈不断上升之势，但从相对额来看，并不能保持稳定的增长势头，如图三所示，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年增长率变化幅度较大，并且近两年呈现出下降趋势。证券交易印花税这种收入的不稳定性决定了它不可能成为我国税制结构中的主体税种，或在财政收入占据重要地位。
图三：证券交易印花税年收入增长率单位：%
通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我们对证券交易印花税的收入功能应该有个客观的认识：自开征该税以来，证券交易印花税虽然收入增长较快，但其增长潜力有限，并且从证券交易印花税占财政收入的比重来看，它只能说是个小税种，同时，考虑到其收入的不稳定性，可以预测证券交易印花税不可能在我国税收收入中占据主导地位或重要地位，不可能成为我国税制结构中的主体税种，因为证券交易印花税与证券市场的交易频繁程度有关，而证券交易的频繁程度在不同时期是不确定的，这就决定了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也是不稳定的，收入不稳定的税种不可能在税制结构中占据主体地位，或在财政收入中占重要地位。
第二章从证券税制的发展趋势看证券交易印花税的未来
三．我国证券税制的发展方向及其制约因素分析
国家应该以税收方式参与证券市场，这一点似乎并没有什么疑义。但是，应该承认的是证券交易印花税仅仅是国家参与证券市场的一种方式，而绝不是唯一的方式。为了从整体上把握证券交易印花税在证券市场中的作用，我们有必要首先对整个证券市场税收政策以及证券税制作一分析。通过比较分析，也许能得出一些单纯分析证券交易印花税所看不到的结论。然后，本章将对两类主要的证券市场税收政策工具——证券交易印花税及证券所得税（主要是资本利得税）对证券市场的经济影响作一番理论分析，从而，试图得出一些较有远见的结论。
一．证券市场税收政策简介
国家应该以税收的方式参与证券市场分配，因为：首先，我国证券市场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为上市公司从资本市场筹集资金。据统计，1997年我国上市公司从深沪两市筹资920亿元，1998年由于受市场环境影响，上市公司筹资数额有所下降，但也达到746亿元，1999年筹资金额逾900亿元，这有力地支持了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如果我们把证券市场的筹资功能视为一种“公共产品”的话，那么它也必须负担“公共产品”的价格-----税收，所以证券市场必须为国家提供税收；其次，由于证券市场在优化资源配置的同时也进行着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因此国家税收也有必要参与证券市场的分配，从而达到一定的社会目的；其三，从世界各国来看，对证券市场课征税收也是各国政府的共有之举，因为政府对证券市场如何课税往往能传递政府的某种政策意图，从而能起到调控证券市场的作用。在明确了税收应该参与证券市场之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政府应该如何参与证券市场的分配，也就是政府应实行什么样的证券市场税收政策。政府应实行什么样的证券市场税收政策，往往是由政府参与证券市场的政策目标决定的。
（一）证券市场税收政策目标
政府通过税收方式参与证券市场当然是为了实现特定的政策目标，不同时期、不同形势下，政府在证券市场中的税收政策目标可以不同，但概括而言，政府在证券市场中的税收政策目标一般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筹集财政收入。政府实行证券市场税收政策的首要目标就是筹集财政收入，这在任何国家、任何时期都是相同的。如1990年美国国会计划对除国库券以外的所有金融交易征收5‰的证券交易税，其主要原因就是期望通过该税筹集财政收入，据估计该税种如果得以开征，在征税的前五年内将带来577亿美元的税收收入6。虽然后来考虑到征税的负面影响而最终使得征税计划搁浅，但不得不承认其所能筹集的财政收入是相当可观的。在我国，政府实行证券市场税收政策的目标之一也是为了筹集财政收入。回顾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壮大和实力增强，证券市场在筹集财政收入方面发挥着应有的作用，以证券交易印花税为例，1991年至2000年2月，沪深股市提供的证券交易印花税总额达1067.16亿元，其中1997年提供的证券交易印花税达到250.76亿元，1998年提供的证券交易印花税达到215.75亿元，1999年提供的证券交易印花税达到250.01亿元。进入新世纪后，由于市场交易活跃，2000年前两个月国家征收证券交易印花税就达83.58亿元。因此，取得财政收入是政府实行证券市场税收政策的基本目标之一。
第二，调节资金流向。我们知道，税收的基本职能包括两点，一是聚财，二是调控。就证券市场而言，政府实行特定的税收政策，除了达到筹集财政收入的目标以外，还期望证券市场税收政策能达到调节资金流向的目标。政府通常通过规定不同种类证券适用不同税率来引导资金流向，从而达到优化资源配置的目标。如我国对股票交易征收4‰的交易印花税，而对债券和基金的转让则暂不征收印花税的规定就理论而言可以达到鼓励资金流向债券和基金交易的目的。再如，我国对个人取得的股息、红利征收20%的个人所得税，而对国债利息等则免征个人所得税，这一规定有利于达到促使资金流向政府债券，从而降低政府融资成本的目的。
第三，控制交易成本，调节交易频率。在证券市场中采取合理的税收政策能够达到控制交易成本的目标，因为，众所周知，证券交易成本主要由手续费和印花税（证券交易税）组成，其中手续费通常是可以或明或暗地机动的，而税收则具有固定性和刚性，不能轻易地变动，因此在司空见惯的股市“对敲”行为中，印花税就成为这一行为的主要成本，成为主管部门控制“对敲”行为的有力工具。同时，税收政策的变化如税率的提高或降低能改变交易成本，进而能达到鼓励投资、抑制投机或鼓励交易的目的。同理，在证券市场中采取合理的税收政策能够达到调节交易频率的目标，例如国家通过对不同持有期限的证券出售所得规定适用不同的税率，能够起到促使投资者延长持有证券周期的作用。如德国对长期性资本利得（6个月以上）免税，但投机性资本利得全数课税；瑞典对长期性的资本利得（持有2年以上）60%免税，而短期性资本利得全数课税；芬兰、挪威税法也规定只对取得后5年、2年内出售的证券利得课税，而在此期限之上的证券利得则免税，这无疑有利于促使投资者延长持有证券的周期。
第四，维护社会公平。自亚当·斯密以来，公平原则通常被列为税收诸原则之首。税收公平原则通常包括两层涵义：一是税收本身应该是公平的，二是税收应该能对社会不公平现象进行调整，并促进社会公平的实现。税收本身的公平要求按照纳税人的负担能力课税，具体说，相同纳税条件下的同类纳税人应当交纳相同的税收；不同条件下的纳税人应交纳不同的税收。前者就是所谓的横向公平，后者就是所谓的纵向公平。相对于税收本身的公平是一种事前的公平而言，社会公平可以说是一种事后结果的公平，也就是说，无论纳税人从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中受益的多寡，无论纳税人获取收入机会的大小，也无论纳税人的税收负担能力有多大，国家课征税收之后的结果应该有利于缩小人们的收入差距，从而实现社会公平。税收本身的公平可以说是出于效率原则的考虑，因为如果税收不能公平地对待纳税人，那么税收将损害纳税人的积极性，从而不利于经济效率的实现。在证券市场中，税收本身的公平要求税收采取比例税率的形式，因为比例税率要求对相同条件的纳税人课征相同的税收，这是符合税收的横向公平的。如证券交易税通常对证券的卖出方卖出证券所取得的收入课征某一比例税率的税款，具有相同收入的纳税人交纳了相同的税收，这是符合税收横向公平的；同时，具有不同收入的纳税人交纳了不同数额的税款，这是符合税收纵向公平的。但是就结果而言，课征比例税率的证券交易税通常不能缩小纳税人的收入差距。如某位“大户”与某位“散户”都在10元分别买入某只股票10,000股和1,000股，并都在20元卖出，“大户”获得收入200,000元，“散户”获得收入20,000元，此时他们分别获利100,000元和10,000元，获利之比为10︰1。现假设对他们分别课征5%的证券交易税，则他们的税后利润分别为90,000（100000—200000×5%）元和9,000（10000—20000×5%）元，获利之比还是10︰1。可见，“大户”与“散户”之间的收入差距并不能因征税而缩小。为了实现税收的社会公平目标，政府通常采取累进税率的税收政策。在证券市场上，政府通过税收政策实现维护社会公平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所得课税和财产课税上。累进税率的证券所得税政策能调节不同纳税人的收益或所得水平，能缓解利益分配悬殊，维护社会公平。财产税对某些财产征税有弥补所得税不足的作用，因而也是实现社会公平的保证。
（二）证券市场税收政策工具（证券税制的分类）
政府为了实现特定的政策目标，需要依赖一定的政策工具。政府在证券市场中运用的税收政策工具就是有关证券市场的各类税种及其制度规定，因此本文所指的证券市场税收政策工具就是所谓的证券税制。正如证券市场税收政策存在多重目标一样，实现政策目标的证券市场税收政策工具（证券税制）也不只有单一税种。根据不同的分类方法，证券市场税收政策及其工具可以作不同的分类：
1．根据税基选择的不同，证券市场税收政策可以分为证券市场流转税政策、证券市场所得税政策以及证券市场财产税政策。所谓的证券市场流转税指的是以证券市场上的流转额（交易额）为税基的税种，如我国现行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及国外普遍开征的证券交易税等都可以称为证券市场流转税。所谓的证券市场所得税指的是以证券市场上的所得额为税基的税种，来源于证券市场的所得包括买卖证券的差价所得、债券利息所得、上市公司分配的股息红利所得以及红股所得等。对来源于证券市场的所得，多数国家并不设立独立的税种来征税，而是在个人所得税、公司（企业、法人）所得税中作出有关的征税规定，有的国家将证券买卖差价所得列为资本利得税的征税项目7。所谓的证券市场财产税指的是以有价证券为代表的财产为税基的税种，具体说也就是遗产与赠与税等财产税种。
2．根据税负能否转嫁为标准，证券市场税收政策工具可以分为直接税和间接税两类。所谓的直接税，是指纳税义务人同时也是税收负担者的税种，通常认为所得税和财产税是直接税；所谓的间接税，是指纳税义务人不一定是税收负担者的税种，大部分流转税都属于间接税，如增值税、消费税等流转税通常认为税负能转嫁，因而是间接税。但是，就证券市场而言，证券市场中的流转税具有特殊性，虽然诸如印花税或证券交易税等税种是对流转额课征的税种，属于流转税，但是其税负转嫁情况比较特殊。在印花税或证券交易税只对卖方课征的情况下，虽然法律上订有纳税义务人，但税收负担者既有纳税义务人，也有纳税义务人的交易对象，也就是说，就这类税收而言，税法是对交易背后具有税收负担能力者课税，但谁是税收负担者并未事先加以预定，而是由交易过程中的实际情况来定的8。在印花税或证券交易税对买卖双方同时征收的情况下，一般认为此时的税收负担并不能转嫁，而是构成了交易的成本。因此，此时的印花税或证券交易税应该属于直接税的范畴。总而言之，证券市场中的税收（包括流转税、所得税和财产税）基本上都属于直接税，也就是说，税收纳税人与税收负担人通常是同一的，这种特殊性为政府利用证券市场流转税政策调节证券市场收入分配提供了理论依据。
3．根据证券市场的分类，证券市场税收政策工具可以分为一级市场税收、二级市场税收和股息红利税收三类。一级市场税收主要是对股票发行征收印花税或注册税（我国目前尚未实行），这里的股票发行包括新股的发行，也包括配股或送股（红股）等方式；二级市场税收主要包括对股票和债券交易征收的交易税和对股票市场所得征收的所得税（或资本利得税）；股息红利税收是指对股东取得的股息、红利是否征收所得税的问题。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知道，与政府在证券市场中存在多重税收政策目标相适应，政府的税收政策工具通常也是多元化的，也就是说，一套完整的证券税制应该是包括流转税、所得税和财产税，涉及一级市场、二级市场的复合税制。但在我国，由于对证券买卖差价所得暂不征税，因此，在上市公司分红较少的情况下，证券市场所得税可以说是块空白。政府在证券市场中可以运用的主要税收政策工具就是证券交易印花税。
对于证券交易印花税，应把握其特殊性。我们认为，证券交易印花税既可以归为证券市场流转税，也可以归为直接税的范畴。这就是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的特殊性。一方面，从我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是就流转额征税这一特点来看，它应该属于证券市场流转税，并且，从计税依据、征税方式等方面来看，我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实际就相当于国外的证券交易税（关于印花税与证券交易税到底有什么区别，本文第三章将对此作出说明）。流转税的性质决定了我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具有征收成本低、稽征压力不大等优点，因而单从收入的成本效益分析，该税应该属于一种“良税”；另一方面，由于证券交易印花税的税负一般很难转嫁，属于直接税范畴，因而，当提高或降低印花税税率时，国家能直接减少或增加投资者的收益，这就使得该税也能具有某种调控作用。
（三）证券市场税收政策工具所能发挥的作用比较
虽然上述对证券市场税收政策工具作了整体分析，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税收政策工具所能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一般认为，证券交易印花税等流转税能控制交易频率，调节资金流向，但在维护公平方面却作用不大。证券所得税以调节投资者的利益差别为主，能较好地实现税收对证券市场的调控作用，但由于所得税税制较复杂、征管成本较高、税收收入有限等原因，其调控作用的发挥往往也因此而受限制。另外，由于减免税等因素存在差异，不同的证券所得税所发挥的作用也是不同的，如对长期利得免税，将有利于鼓励投资，却不利于资本的流动，而若取消这一措施，则会起到助长短线投机的作用。证券市场中的财产税通常只具有取得财政收入和维护社会公平作用，而对调节资金流向及控制交易成本、调节交易频率等却无能为力。各种税收政策工具的不同作用可以用表列示如下：
表二：不同税种在证券市场中作用的比较流转税所得税（实行差别税率）所得税（实行无差别税率）财产税
取得财政收入√√√√
调节资金流向√√
调节交易频率√√√
维护社会公平√√√
注：“√”表示具有该项功能
（四）我国证券税制（证券市场税收政策工具）的缺陷
我国现行证券税制以证券交易印花税为主，在实现政策目标方面存在以下缺陷和不足：
1．在调节资金流向和优化资源配置方面，我国证券税制显得相对薄弱，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印花税只对可流通A股和B股交易课征，而对其他证券品种如法人股交易、基金交易、期货交易等则没有统一的征税规定，这不仅不利于税收公平原则的实现，也不利于优化资源配置；第二，由于证券税收设计不合理，导致各种证券之间的利率结构不合理，不利于正确引导资金流向。如我国目前规定对企业债券利息所得课征个人所得税，而对国债、金融债券则免税，结果使得风险较大的企业债券课税后的收益率反而低于低风险的国债，造成风险和收益的不对称，如1998年6月国家电力公司发行的三年期债券利率为8%，扣除个人所得税后实际利率为6.4%，而同为1998年6月发行的国债利率为7.11%；再如1998年8月至12月发行的三年期企业债券威海电厂年利率为6.93%，扣除应负担的个人所得税后实际利率为5.544%（6.93%╳（1—20%）），而同期发行的三年期国债利率为5.85%9。这实际扭曲了资金价格，其结果将是扭曲资源的有效配置。
2．在维护社会公平方面，我国证券税制也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据报道，自改革开放恢复建立证券市场以来，我国证券市场已培养了成千上万个的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并且证券市场每天还在进行着财富的再分配，不断扩大着社会收入差距。当然这种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是国家允许的，也是合法的，但是不得不承认这与税收未能有效发挥维护社会公平作用的现状有关：首先，对作为买卖证券差价收入的资本利得，虽然企业要纳入所得额缴纳33%的企业所得税，但个人却暂缓征税，这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拉大社会收入差距的源泉；其次，对股息、红利等证券投资所得，我国规定对个人一律按20%的边际税率征税，实行的是比例税率，但比例税率实际并不能缩小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再次，我国由于尚未开征遗产与赠与税，因而未能对无收益所得（存量所得）课税，不能实现社会个体在竞争中的“起点公平”，这也成为社会不公平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认为，我国当前的证券市场税收政策存在上述缺陷，主要原因是由于我国的证券税制不完善，具体说由于我国尚未开征资本利得税（对居民个人买卖证券所得以特案方式决定暂不征税）及财产与赠与税，对证券投资所得课征的所得税也十分有限，因而起不到应有的调节作用。我国当前的证券税制以证券交易印花税为主，可以说是“单一税制”，这与我国证券市场税收政策的多重目标不相适应，因此，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用证券交易印花税代替所得税及财产与赠与税实现证券市场税收政策目标的缺陷。如我国对买卖证券资本利得暂不征税的情况下，现行证券交易印花税对买卖双方双向征收实际是出于调节市场参与者收入的目的；在我国尚未开征遗产与赠与税等财产税的情况下，现行证券交易印花税规定对继承、赠与等非交易转让行为征税实际起到了代替遗产与赠与税的目的。虽然现行证券交易印花税的有关规定体现了一定的政策意图，但应该明确的是仅仅依靠这一个税种肯定是不能实现所有的政策目标的。
二．证券市场税收政策工具的经济效应分析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知道证券市场税收政策工具应该是包括流转税、所得税、财产税的复合税制，而我国当前实行的证券税制可以说是单一税制，主要缺陷就是过于依靠以证券交易印花税为代表的流转税，存在用流转税代替所得税的缺陷。以下将对证券交易印花税和证券市场所得税的经济效应作一比较，从而对这两类政策工具有更深刻和更合理的认识。
（一）证券交易印花税在证券市场中的经济效应分析
我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相当于国外的证券交易税。从国外的分析资料10来看，虽然也有观点认为该税具有减少市场波动、减少过度投机和增加税收收入等预期收益（如斯蒂格里兹就认为，证券交易税能减少外部消极因素，并能在整个经济中培育一个更有效的资源分配体系），但主流观点却是认为该税种的负面效应要超过其正面影响，证券交易税对证券市场的负面效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扭曲有价证券和资金结构。由于证券交易税将改变持有或发行不同证券的相对成本、市场净值及证券的供给与需求，因而资本市场的资金结构和投资有价证券结构也将改变。同时，由于证券交易税对不同证券的影响是不同的，因而最终将产生市场扭曲。美国的一项实证研究表明，如果开征证券交易税，那么发生最大扭曲的是那些具有短期性和交易频繁的证券品种，影响额将高达3,500亿美元。正是基于上述分析，美国国会在1990年预算谈判中计划对除国库券以外的所有金融交易征收5‰的证券交易税方案最终被取消。
第二，提高资金成本，降低市场流动性。征收证券交易税的必然结果是提高交易成本，而根据研究表明，交易成本与投资者要求的投资回报率呈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交易成本越高，投资者要求的回报率也将越高。从而，开征证券交易税的必然结果就是提高筹资成本。如美国对拟征收5‰证券交易税的研究结果表明，这将使得交易成本提高9%--11%，并使得新发行证券的市场要求投资回报率每年上升0.1%---1.8%，从而大大抬高了筹资成本。同时，征收证券交易税将影响金融资产的流动性。
第三，税收负担缺乏公平。美国学者G．威廉认为，证券交易税的税收负担必将更多地由广大公众承担，而不仅仅是投机者和盲目交易者，因而证券交易税将打击直接和间接权益人，因为税收负担不是被全部纳税人平均承担，那些持有较多金融资产和投资风险较小证券（如蓝筹股）的投资者要承担更多的税收负担。
从经济效应角度分析，证券交易印花税可以说是负面影响较大，上述负面影响是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纷纷取消证券交易税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证券市场间竞争的加剧也是导致发达国家取消证券交易税的重要原因）。因此我国用证券交易印花税在某种程度上代替证券市场所得税实现特定的政策目标很可能是得不偿失的。
（二）所得税11在证券市场中的经济效应分析
证券市场中的所得实际包括证券投资所得和证券交易所得两类，在此，我们将主要分析证券交易所得课税的经济效应，从而正确认识其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我国证券市场似乎存在一种“恐税情结”。记得1994年1月28日，新出台的《个人所得税法实施细则》第九条规定：“对股票交易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办法由财政部另行制定，报国务院批准执行”，正是这条涉及股票交易所得税的条款，引起了证券市场的轩然大波，沪深股市应声而落，分别跌至1993年以来的新低750点和199点。为了稳定市场信心，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专门为此发了“安民告示”，宣布1994年和1995年对股票转让所得暂不征税。之后，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于1996年2月9日和1998年3月30日分别下发了财税字（1996）12号文和财税字（1998）61号文，规定对1996年及1997年1月1日之后转让上市公司股票取得的所得继续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虽然我国对证券交易所得暂免征税，但笔者认为，对证券交易所得税的经济效应及其对证券市场的影响应作深入分析，而不能单纯由于市场的“恐税情结”而作出免征证券交易所得税的决定。
其实，对于所得税的经济效应，我们应作全面的分析，而不能只见其降低投资收益的经济效应，不见其降低投资风险的效应。就理论而言，如果所得税存在充分亏损抵销规定，即允许投资者用一个时期或一种资产项目发生的投资亏损冲减其另一个时期或另一种资产项目取得的应税投资收益，那么投资者个体将可能被诱使持有更多的风险资产12。以下我们试图用经济学原理对此作出说明。假设某一项证券资产有几个可能的收益率Zi，对应的概率为Pi，则其预期收益为：
Y=∑PiZi
其中，∑Pi=1。同理，风险就表现为一项资产的预期损失：
r=-∑QiLi
其中，Li表示损失，Qi是对应于这些损失的概率（DomarandA.Musgrave,1944）。这样，如下图所示，投资者的偏好可以用无差异曲线U1、U2表示，而投资者机会线OP则反映了投资者风险和收益的组合。
在图中，从原点向P移动时，意味着持有风险资产的份额将按比例增加。OP线与无差异曲线的切点就表示投资者选择的风险承担点。当不存在税收时，投资者选择A点，而OA/OP表示其持有的风险资产与无风险资产的比例。当对其收益征收比例所得税t时：（1）如果采用“充分损失补偿”税制，则收益减少为Yn=（1-t）Y，且风险同样减少为rn=(1-t)r。这意味着机会线OP等比例地缩减为OQ，但由于斜率不变，效用最大化点仍为A，不过此时的A点表示的风险资产比例较原机会线下的已经有所增大。这说明：在充分损失补偿税制下，投资者个体将诱使持有更多风险资产，而对整个社会而言，其对资产收益与风险的偏好不会发生改变，也不会改变整体的资产组合。但由于国家受财政收入的制约，通常很少采用上述“充分损失补偿”税制，而实行“非充分损失补偿”税制，其影响就完全不同了。（2）若采用“非充分损失补偿”税制，则意味着收益降为Yn=（1-t）Y，风险则保持不变rn=r，这在图中即表现为机会线OP被斜率较大的OP`所取代，从而产生新的效用最大化点C。因此，在投资者承担风险具有正的需求收入弹性条件下，C点所代表的风险资产组合一定会小于原有的A点风险组合。这说明：“非充分损失补偿”税制下的所得税会降低人们对风险资产的需求，且税率越高，风险资产的吸引力就越低。
根据上述对资本利得税经济效应的分析，我们认为对证券交易所得是否应课税不能只看到其减少投资收益从而抑制投资的效应，还应该考虑其降低投资风险从而鼓励投资的效应。以资本利得税为代表的证券市场所得税如果设计恰当往往具有降低证券市场风险的作用，因为在允许亏损冲抵收益的情况下，政府实际成为了投资者的“合伙人”，投资者具有收益时，政府可以通过征税分享收益，而投资者具有亏损时，政府可以通过其盈亏相抵而与其分担亏损13。正是由于政府的参与，人们投资于证券市场的风险程度下降了。此时，政府可以通过灵活运用所得税的政策手段来对市场进行结构调节。因而政府调控市场的职能可主要依靠证券市场所得税来发挥（实践证明我国用证券交易印花税代替证券所得税对市场进行的调节并不十分成功），而要使调控职能得到发挥，就必须首先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证券市场所得税。就我国而言，当前情况下，最迫切的就是实现对证券交易所得的征税，这不仅是维护社会公平的需要，更是完善证券税制，发挥政府调控职能的需要。三．我国证券税制的发展方向及其制约因素分析
由上述分析可知，证券交易印花税仅仅是政府参与证券市场分配的一种形式，而绝不是唯一的形式。虽然无论就收入规模还是调控作用来看，证券交易印花税都可以说是我国证券税制中的主体税种，但是，笔者认为这种主体税种的地位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政府政策目标价值取向的转变以及我国总体税制结构的变迁，证券交易印花税在证券税制中的地位也必将发生改变。
（一）我国证券税制的发展方向
从世界各国证券市场税收政策的实践来看，发达国家比较注重维护社会公平并且税制较完善、征管水平较高，因而通常以所得税为主，发展中国家比较注重增加财政收入和控制交易成本并且由于税制并不十分完善、征管水平不高，因而通常以流转税为主。从发展趋势来看，证券市场税收政策基本遵循由以流转税为主到以所得税为主的规律。与此相适应，笔者认为，我国证券市场税收政策选择也应由近期的注重流转税政策转向更加注重所得税的政策，这是因为：
第一，随着经济的发展、金融深化程度的加强以及经济结构的变迁，经济生活中对“效率”与“公平”的判断和选择也必将发生转变，由现阶段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转向更加注重经济公平及社会公平的实现，或者说转变为“公平优先，兼顾效率”。与这种政策目标排序的转变相适应，我国的整体税制结构也必然会由以商品课税为主转变为以所得课税为主的“公平型”税制结构格局。这种政策目标排序的转变及税制结构的变迁反映到证券市场上，必然会要求强化所得税调控功能及维护社会公平的职能，从而实现社会公平的政策目标。
第二，虽然现行的证券交易印花税也有调控的作用，如1997年5月10日为了抑制过热的股市，国家决定将印花税税率由3‰上调为5‰，1998年6月12日为了摆脱股市低迷状态，国家又将印花税税率由5‰下调为4‰，但是应该明确的是印花税的调控作用与所得税发挥的调控作用是不同的。具体说，印花税的调控作用通常只能以调高或调低税率的方式来发挥，而税率的调整影响的是整个证券市场的参与者，因此印花税的调控作用从更大程度上说是一种总量的调整，或者说反映的是政府对证券市场的一种总体政策取向。而所得税政策可以通过实行差别税率、持有证券期限长短等途径实现对取得不同类别所得的纳税人进行调节的作用，因而，相对于印花税等流转税而言，所得税政策可以说是一种结构调整，反映的是政府对各类所得或者说对证券市场中各类所得不同的政策取向，因此，所得税政策发挥的调控作用要比流转税政策更为细致和合理。
第三，从发展前景来看，由于印花税等流转税收入增长潜力有限，因而也在某种程度上制约着其调控作用的发挥，而所得税由于增长潜力较大，因而调控作用发展前景也相对看好。
第四，我国证券市场的弱效市场特征也决定了证券税收应发挥更大的维护社会公平作用，而实行累进税率的所得税在维护社会公平方面较之实行比例税率的证券交易印花税要有效的多。应该承认，我国证券市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将是个不成熟的弱性效率市场，由于信息不对称性的存在，因此证券市场中内幕交易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近年来，虽然信息披露制度在不断完善，但一方面由于这项工作本身的执行难度较大，另一方面由于公司披露信息不可避免地会产生高额成本（甚至招来对手的竞争而使计划受挫），这使得上市公司在某项计划初期不可能总是及时、充分地披露信息，从而给内幕人士以投机获利的余地。我们可以看到，经常有某只股票忽然连日大涨，等到公司公告，广大投资者得到消息时，股价早已到位，炒作者早已借机出货了。这种内幕交易的存在将使少数投资者获取超额利润，而大多数投资者则只能获取微利或亏损，证券市场的这种“失灵”要求税收以累进税率调节不同投资者的利益，发挥“看得见的手”维护社会公平的作用。而此时“看得见的手”主要依靠的应该是实行累进税率的所得税，而非实行比例税率的流转税（证券交易印花税）。
并且，从上述所得税在证券市场中的经济效应来看，所得税的经济效应也不应成为开征证券市场所得税（资本利得税）的顾虑。因此，笔者主张，我国证券市场税收政策应在条件成熟时实现由以流转税为主向以所得税为主的“战略性”转移。
（二）我国证券税制发展的制约因素分析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虽然我国当前的证券市场税收政策主要以流转税（证券交易印花税）为主，但从长远趋势来看，我国应逐步过渡到以所得税为主的证券市场税收政策。这不仅仅是由上述理论分析所决定的，更是由经济发展的规律性和我国的经济发展现实情况所得决定和制约的：
第一，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资本市场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必将进一步增强，人们参与证券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也必将进一步扩大，人们来源于证券市场的所得占总所得中的比重也将进一步提高。此时，政府参与证券市场的形式就必须根据客观经济情况的变化而作相应的调整，也就是说，应该把所得税政策作为调控市场结构、传达某种政府意图的主要手段，而非仅仅依靠流转税政策作总量的调节。
第二，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税制结构也将由现行的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双主体税种，转变为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的税制结构。此时，所得税无论在收入总量还是调控作用方面都将发挥更大的作用。与此相适应，证券市场中的税收政策及其政策工具也必将由流转税为主体转变为以所得税为主体。当然，反过来说，证券市场税收政策要实现这种转变的前提条件就是我国整体的税制结构已经实现了由流转税向所得税的转变，这可以说是我国证券市场税收政策实现转变的制约因素。
第三，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税务部门的征管水平也将得到有效的加强，当税务系统与银行、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等部门实现联网，使税务部门很容易就能了解有关纳税人的收入情况时，证券市场税收政策的转变也才有了技术支持和保障，也才具有可行性。这是制约我国证券市场税收政策转变又一因素。
第三章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国际比较与借鉴
在前两章中，我们对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历史、现状及其发展前景进行了总体分析，从而明确了证券税制及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发展趋势。但通过上述分析得出的结论只能说是个“长期”的概念，或者说是“远期目标”。问题是在我国现实条件的约束下，又应该如何完善我国当前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呢？以下，我们试图通过国际比较与借鉴提出若干完善我国当前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具体措施”。
一．部分国家和地区证券市场流转税政策简介
由于历史和国情的不同，各国实行的证券市场流转税政策也存在一定的差别。根据美国库伯斯﹒里伯兰德国际税收网提供的95个国家税收情况来看（至1988年7月31日），对证券交易行为征税的国家和地区有27个。近年来，由于美国等发达国家认为开征证券交易税有损于资本流动，并相继取消了该税种，因此对证券交易征税的国家呈减少趋势。如COOPERS﹠LYBRAND国际会计公司（永道国际会计公司）1996年出版的《1996INTERNATIONALTAXSUMMARIES》（《1996年国际税收概况》）一书列出了120多个国家（地区）的税收情况，其中对证券交易征税的国家只有日本、阿根廷、韩国等不到20个国家。这些国家在证券市场采取的流转税政策主要表现在两个税种上：一是交易税，该税是对证券交易转让行为课征的税种，是种行为税，计税依据通常为交易额（或者说为交易收入），纳税人通常为卖方，税率幅度在0.1‰---6‰之间。实行该政策的国家主要有阿根廷、韩国、意大利、日本、瑞典、瑞士、西班牙等。各国的税种名称也有所区别，如日本和韩国称为“证券交易税”，意大利等国称为“证券转移税”，瑞典称为“周转税”；二是印花税，该税是对证券交易转让所订立的合同或书立的凭证课征的税种，是种凭证税，计税依据通常为合同金额，纳税人通常为买方，税率一般都在5‰以下。有的国家只开征一种税，而有的国家则两种税同时开征。概括来看，西方国家通常只开征以交易税为代表的行为税，而亚洲国家通常既开征行为税，又开征凭证税，虽然在名称上通常都称为“印花税”。
为什么西方国家通常开征行为税，而亚洲国家通常开征凭证税呢？笔者认为可能包括以下两方面原因：第一，可能是由于各国的历史习惯不同。我们知道，西方证券市场的出现和发展都较亚洲国家要早的多，证券税制也相对比较完善。而亚洲国家在发展证券市场的初期，由于各项制度很不完善，因而实现对证券市场征税最简便的做法就是套用现有的有关制度规定，而印花税由于与证券交易税较相近，因而被亚洲国家普遍作为证券交易税的替代措施；第二，可能是由于西方国家和亚洲国家对证券及证券市场的理解和认识存在差异：西方国家认为证券也是一种商品，证券交易与其他商品交易在本质上没有差异，交易双方通过交换达到各自的目的。因而，按照公平的治税原则，对证券交易行为也应当征税。但由于证券交易的特殊性，规范的证券交易一般在交易所内进行，并且买卖双方通常并不直接接触，因此对证券交易就不可能按照对商品和劳务课税那样直接从作为纳税人的买卖双方（主要是卖方）取得税款，而需要由证券经纪人代扣代缴。相对而言，亚洲国家通常并不把证券视为一种商品，而仅仅是一种记录所有权或债券的凭证，对于凭证转让自然就应该课征凭证税（印花税）。下表列出了主要国家和地区在证券市场的流转税政策（有的国家和地区可能已停征，但限于资料的可获得性，不能保证以下为最新资料）：
表三：主要国家和地区证券市场流转税政策
国别（地区）税种课税对象计税依据税率纳税人征收方式及管理权限免税
香港印花税股票等有价证券成交金额比例税率：2.5%买卖双方由交易所代扣代缴
转手纸印花税固定税率：每张股份转让书5港元卖方
日本印花税有价证券等凭证出售所得或出售利润出售所得的1%或出售利润的20%卖方代扣制，税收管理权属于国家政府债券不免税，但税率较低
证券交易税政府债、一般公司债和普通股、普通股认股权、可转换债券、附新股认股权的公司债交易额差别比例税率：股票的税率为3‰;可转换公司债及附认股权证的公司债券1.6‰卖方代扣制，税收管理权属于国家政府债券不免税，但税率较低
新加坡证券交易印花税各类证券交易额1‰买卖双方
转让印花税合同金额2‰买方在过户登记时缴纳
台湾印花税1.5‰
证券交易税6‰“政府”债券免税
韩国印花税2‰
证券交易税出让收入2‰卖方出让价格低于面值时免税
澳大利亚印花税3‰
泰国印花税1‰政府债券、共同投资基金等免税
印度尼西亚印花税证券交易额100万卢比以上，每笔交易交纳1000卢比；10万到100万卢比之间，每笔交易交纳500卢比；10万卢比以下，不缴印花税
意大利印花税每100000里拉股票交纳50～70里拉的印花税；每100000里拉债券交纳20～30里拉的印花税；每100000里拉政府债券交纳2.5里拉的印花税
证券市场特征范文
[关键词]证券税制；经济效应；资本弱化
税收制度是国家调控证券市场的一种重要的经济杠杆和手段，合理完善的税制体系对于证券市场的规范化建设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各国对此都非常重视。从世界各国证券市场的税收实践看，证券税制建设的核心问题就是要按照证券市场本身运行的环节和规律，规范设置税种，合理确定税率，保障证券市场的有序、稳健、规范运行。本文从分析证券课税的经济效应入手，结合我国证券市场以及税收制度本身的特点，提出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税收制度的一些初步设想。
一、证券市场课税的经济效应分析
证券市场的课税一般从以下四个环节入手：（1）证券发行环节；（2）证券交易环节；（3）证券所得环节；（4）证券财产转移环节。根据各个环节的不同特点，国际上成熟的证券市场课税一般包括印花税、证券交易税、证券所得税（有的国家将证券交易所得和证券投资所得分开征税）以及证券遗赠税。但是，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税种名称可能不一致，例如，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称为“证券交易税”，意大利等国称之为“证券转移税”，而瑞典则称之“周转税”等。
（一）印花税
印花税是对经济活动和经济交往中书立、领受各种凭证所课征的一种税。有价证券作为一种法定权益证书（无纸化交易只是改变了“证书”的形式，并没有改变其本质），理应同其他应税凭证一样课征印花税。同时，由于印花税具有征税范围广、征收成本低等特点，对国家聚集财政收入具有积极作用，但其对证券市场的调节作用却相对较小。
（二）证券交易税
证券交易税是对有价证券的交易行为，按买卖成交额所课征的一种流转税。据美国库伯斯。里伯兰德国家税收网提供的95个国家的税收情况看，开征证券交易税的国家和地区有27个。证券交易税的经济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影响证券市场规模的“收入效应”
在其他因素一定的条件下，证券交易税税负的高低通过增加或降低证券交易成本（由证券公司收取的手续费和由证券公司的证券交易税组成），引起投资者收益的变化，进而影响证券市场的规模，达到收缩或扩张证券市场的目的。
2.调节证券市场结构的“替代效应”
在课征证券交易税时，政府如果采用差别性的税收政策，则能够调节证券市场结构。实现市场上不同品种的有价证券之间的替代。从一般意义上说，股票交易的投机性大，收益也大；债券交易的投机性小，收益也少。如果政府对股票征税高于债券，那么投资者在利益的驱动下，就会将一部分资金转入税额相对较小的债券市场，实现债券对股票的替代，减少了股票市场的投机性，增加债券市场的流动性，使两类证券市场平衡发展。
（三）证券所得税
1.所得来源分析
证券所得作为资本利得的一种，其收入的形成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1）资产内部因素发生变化而决定的资产收益及价格的变化。证券市场收益的基础是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股票理论价格等于每股税后收益乘以平均市盈率。在投资者广泛认同的平均股票市盈率为20倍左右的情况下，因企业资产内部因素发生变化而使每股税后收益增加，则股票的理论价格增加，增加的部分就形成了证券所得。（2）由市场条件发生变化而决定的资产收益及价格的变化。这里的市场条件主要指市场利率水平变化对资产价格以及资产收益的影响。一般情况下，市场利率下调，则会导致有价债券价格的上涨。（3）由投资者行为发生变化所决定的资产收益及价格的变化。在证券市场上，投机现象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证券投资者通过在证券市场上的高抛低吸获得“超额资本利得”。由于证券市场上收入的确定不同于商品市场，其收入的确定按实际成交额为标准，账面上反映出来的资产增值仅看成潜在的“虚拟收入”。当证券发行者以利息、股息与红利的形式将这部分资产收益派发投资者时，才能确定投资所得；只有投资者在二级市场上卖出手中持有的证券时，才能通过证券买卖的价差实现证券交易所得。同时我们应该看到，证券投资所得来源于第一种收入，而证券交易所得来源于三种收入的综合。
2.证券交易所得课税的经济效应
对证券交易所得课税的经济效应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投资锁定效应”
对证券交易所得征税，投资者为了达到避税的目的，可能会选择持有股票、债券，而不是发售，这就把投资者锁定在现有的投资组合中，导致“投资锁定”效应的发生。从而在客观上干扰了证券市场的正常运转，使得证券市场的运行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市场自身的规律而不得不服从于投资者的避税目的。
（2）影响证券市场的“收入效应”
证券交易所得“收入效应”的发挥与政府是否允许投资者用投资亏损抵销其投资收益紧密联系。首先，在亏损不能抵销收益时，证券交易所得税就会因减少投资收益而降低人们对证券的需求，使证券市场的规模收缩。然后，如果证券交易所得税有亏损抵销规定，则情况会与上面大不相同。这样，证券交易所得税就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它降低了收益率，从而抑制了人们的需求；另一方面，它又降低了风险程度，从而刺激了人们的需求。其共同作用的最终影响将取决于二者力量的对比，其对证券市场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3）影响证券持有期的“替代效应”
若对证券持有期的长短不同的所得课以不同的税负，对持有期较长者课以较低的税，而对持有期短者课以较高的税，则能改变投资者的持股时间的长短，减少投机行为，鼓励长期投资。
3.证券投资所得课税的经济效应
对证券投资所得课税是指对公司和个人取得的股息、利息和红利的征税，它直接牵涉到股份公司的收益分配政策、股利征税与个人所得税的连接、公司所得税与股利分配的关系等重大问题。对股息、红利的征税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对个人股利所得的征税；二是对公司股利所得的征税。其经济效应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对企业筹资方式的“替代效应”
从企业的筹资方式来看，一般有发行股票、债券、贷款等方式，依据国际间的一般做法，在计算企业应税所得时，贷款的利息支出是允许扣除的，而作为股息、红利的分配利润是不能扣除的，因而产生了“资本弱化”效应，而对股利课税加深了该效应的发生，使公司愿以举债方式筹措资本，不利于股份制经济的发展。
（2）对个人投资方向的“替代效应”
从个人投资者方面，由于不同性质企业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不同，导致其税后利润的差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个人投资者股票投资方向的选择。
另外，对投资所得的课税还存在着双重征税的问题。
4.投资所得和交易所得的替代分析
一般而言，当投资所得税与交易所得税之间存在显著的税收差异时，就会出现投资所得和交易所得之间的替代关系，当投资所得税高于交易所得税时，投资者倾向于从资本市场取得股利以达到逃避税负的目的。但根据“在手之鸟”理论，投资者对风险有天生的反感，并且认为风险将随着时间延长而增加，因而在他们心目中，认为通过保留盈余再投资而获得的资本利得的不确定性要高于股利支付的不确定性。实际能拿到手的股利，同增加留存收益后再投资得到的未来收益相比，后者的风险性大得多。所以，投资者宁愿目前收到较少的股利，也不愿等到将来在收回不确定的较大的股利或获得较高的股利出售价格。因此在两种相互矛盾的效应的作用下，两种所得的税负差距并不会产生太大的作用。
（四）证券遗赠税
随着经济的发展，财富的证券化现象会愈加显著。证券作为一种信用凭证，代表一定的财产。其发生转移时，承受者便会轻松地获得巨额财富。而且，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这种财富具有“不劳而获”的性质，如果不征税，听任富有者把财富传给后代，这不仅会造成新的分配不公，而且会形成寄生阶层，不利于社会的发展。因此，应对证券财产遗赠征税，作为所得税的补充，用以解决社会财富分配不公问题，缓解贫富悬殊的矛盾，实现社会伦理公平。
二、我国证券税制的基本构想
（一）我国证券市场税制现状分析
目前，我国证券市场税制的税基涉及证券交易额和证券投资所得，分别列于证券交易印花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之中。由此可以看出，我国证券市场的税制体系主要以流转税为主，虽然流转税在某种程度上能替代其他税种发挥作用，但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无法实现证券市场的一些调控目标。因此，完善证券市场税制，设立独立的证券税制子系统已经势在必行。特别是二级市场呼之欲出，二级市场的高风险高收益的特点，更需要完善的税制体系与之适应。
（二）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税制的具体设想
一个完善的证券税制体系表现在其税种与税率设置是否充分体现公平与效率的原则，是否充分平衡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关系，是否充分考虑到税收征管的方便性，是否有利于调节市场交易行为。为此，笔者提出下列设想：
1.改革证券交易印花税，开征证券交易税，完善证券流转税体系
随着股份制改革的深入，为充分发挥证券交易成本对调节资金流向的作用，更好地与国际证券税接轨，我国有必要开征证券交易税。但在我国现行的税制下，印花税在一定程度上覆盖了证券交易税的税基，因此在开征之前，应先改革现有印花税，恢复其本来面目，将印花税的征收环节移到发行环节，调节一级市场的发行价格，以改变现在对一级市场征税的真空状态。在证券交易税的设计中，有几个问题需要明确：首先是税率的确定，其次是征税对象的确定。
从对证券交易税的经济效应分析中我们看到，证券交易税对证券市场的发展有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因此，世界各国在证券市场发展的初期，都采用低税率或阶段性暂停征收等办法鼓励市场的发展。从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看，自1990年12月19日上海交易所正式成立算起，至今仅有不到10年的时间。到1999年年底，我国两市上市股票为947家。上市股票的总市值仅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36%.与美、英、日证券市场比较发达的国家相比，这一比重是非常低的。特别是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的总股本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不能流通的国家股和法人股，若将这部分公股扣除掉，我国证券市场的数量就更显不足了。因此，我国证券交易税的税率应采用低税率以鼓励证券市场的发展。但同时也应当看到，我国证券市场投机现象严重，我国股票市场流通市价总值仅相当于美国、日本的1%～2%，但成交量却相当于美日的三分之一左右；与香港相比，我国股票市场的流通市值仅相当于香港的一半，但成交量却是香港的几倍。另一方面，我国股票市场的年换手率大大高于西方国家成熟市场的年换手率，这时的我国规模并不大的证券市场在行情高峰时的成交量可以与西方大证券市场相提并论。投机现象严重又要求证券交易税发挥其调节作用不能太低。因此，笔者认为我国证券交易税的税率应保持在与当前证券交易印花税相当的水平上。
另外，证券交易税还可以采用差别税率，对股票采用高税率，对债券采用低税率，以抑制股票投机，活跃债券市场。而对不同的交易主体应采用统一税率，充分显示不同交易主体的平等地位，在征税对象的确定上，考虑到证券交易税虽为流转税，但其相对较难转嫁，而卖方较买方的纳税能力强，也便于管理，因此可采取只对出售方征税，增加卖出成本，有利于限制证券卖出，延长持有期和促进长期投资，抑制投机。
2.加强对证券交易所得和证券投资所得的课税，完善证券所得税体系
对于证券交易所得而言，由于其“投资锁定效应”和“收入效应”的负面影响，对证券市场规模的扩张存在一定的阻碍作用。因此，从世界各国的实践情况来看，证券市场成熟的发达国家开征此税的居多，如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意大利、加拿大等等，且税率也相对较低；而一些证券市场处于发展中的国家开征此税的相对较少。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因存在证券市场刚刚起步、发育还不成熟、税收征管手段落后、现金大量的体外循环等问题，还不宜开征。但是，从长远来看，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是大势所趋。它对于完善证券市场税制体系，缓解社会分配不公，减弱证券市场中的“马太效应”，增加财政收入等均具有重要意义。
设计我国的证券交易所得税必须考虑以下几个问题：（1）税负从轻原则。基于对风险投资进行鼓励和扶持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考虑，证券交易所得税应实行低税率。（2）鼓励长期投资的原则。由于证券交易所得是一种风险较大的投资所得，相对于短期资本利得而言，长期资本的风险更大，为了鼓励人们进行长期投资，根据“替代效应”，可以对长期投资利得给予一些优惠措施。（3）亏损抵销原则。由于其“收入效应”与亏损是否抵销紧密相关，为了扩大我国证券市场的规模，扶持证券市场的发展，应在计税依据的确定上，允许投资者用其收益弥补亏损，以降低证券投资的风险程度，增强证券投资的吸引力。（4）递延纳税原则。为了消除“投资锁定”效应的影响，保持证券市场的正常发展，可根据资本投资所得形成的长期性特点，采用递延纳税制度。（4）证券交易所得指数化原则。由于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资本利得的实现金额中既包含历史成本，又含有通货膨胀的因素。若依此金额纳税，必然造成不合理、不公平、不可比。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许多国家在计算资本利得应纳税额时，都设定一个随持有资产时间变化而提高且与同期通货膨胀率相适应的免除率，以便在课税时剔除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合理税负。
对于投资所得而言，宜继续保持原有的统一课税法，将股利、利息所得并入总所得中统一纳税，但目前的投资所得课税制度仍需作适当改进：首先，应消除目前课税的不公平现象。我国目前的投资所得课税制度规定，对国有股和法人股不征税，只对公众股的股利所得征税，这显然不符合“同股同利”的原则，即使在对公众股的股利征税时，由于不同企业使用的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不同也使企业竞争不公。因此，对股份制企业所有的股东包括国家股、法人股和个人股一律课征同等税率的股息所得税已成为健全我国证券税制的重点。这既要以体现税务部门代表国家对企业的利息分配进行的管理，防止股份制企业通过少分或不分国家股息而造成国有资产和税源的隐形流失，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也可以更好地贯彻税制的公平原则，有助于通过利益来推动国家尽快形成一个实实在在的法人代表，把国家股东、法人股东、个人股东摆在平等的法人地位，在此基础上促进国有股上市流通。其次，建立起避免重复征税的机制。由于股息红利是股份有限公司的净所得，税后利润在股东之间分配就成为股息。而我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将企业获得的股利作为企业所得一并征税，个人所得税法也规定个人取得的股息红利征收个人所得税，使得股东在收到股息时还要缴纳一次所得税，形成了重复征税。对于这一问题，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有扣除制、双率制、抵免制和免除制。笔者认为对于我国来说，比较理想的选择是采用抵免制和扣除制，因为这种制度既能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又能消除重复课税，比较理想的选择是采用抵免制和扣除制，因为这种制度既能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又有消除重复课税。与国际常规做法接轨的免税制虽然可以彻底消除重复课税问题，但会导致国家财政收入流失，这在我国当前财政紧张的形势下不宜采用。另外，考虑到派送红股实际上将部分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股本化，股东能否从派送红股中收益取决于市场走势，而且从目前各国的情况看，为了鼓励再投资，多数国家都对股票股利免缴个人所得税。因此，我们认为，对股票股利应免征所得税。
3.增加对证券转移的课税
对于证券遗赠，可作为一个项目列入遗产与赠与税的课税范畴课征遗产与赠与税。在我国当前未开征遗产与赠与税的情况下，可临时将其作为个人所得税的一个项目征收个人所得税，以达到调节目的。
[参考文献]
证券市场特征范文篇3
关键词：证券市场、证券税收体系、税收政策
我国的证券税制是以流转税为主体的，证券所得税和财产税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对于证券流转课税的规定较为健全，近年来税收杠杆对证券市场的调节，也主要体现在印花税的税率调整上，而证券所得税和证券财产课税在我国尚未形成体系，我国还需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以流转课税为主的税制结构，这是符合国情的。证券税收的整体税负水平，可以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也是各国证券市场发展初期的共同特点。以上两个特点决定了我国目前构建证券税收体系的重点在于具体税种的完善。
一、证券交易环节的课税政策
根据我国现行证券税收政策，在证券二级市场上买卖股票的行为应当缴纳印花税。证券交易印花税自开征以来，在增加财政收入、调节证券市场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随着证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这一税种在运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是在税收立法上缺乏规范性。现行证券交易印花税是在缺少基本税收法规依据的条件下所做的变通，套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第11个税目“产权转移书据”和第13个税目“权利许可证照”的规定，就税收法律依据而言是不严谨的，因为印花税税目采取的是列举法，股票并不在列举范围内，而且在“无纸化”的交易形式下并不存在实体的收据，因而对股票凭证征税的依据不足。况且“产权转移书据”一般是指不动产，比照执行理由并不充分。由此可见，印花税条例中缺乏对证券交易征税的专项税目，以此为依据征税不够规范。二是税收调节范围偏窄，税率设计单一。现行的证券交易印花税仅对二级市场上的股票交易征收，而对国库券、金融债券、企业债券、投资基金等的交易不予征税，课税范围较窄，不仅影响了证券税收的调节面，而且也造成了“窄税基、重税负”的局面。此外，证券交易印花税由证券交易所电脑系统自动扣划，区别于一般的印花税纳税人在应税凭证上加贴印花税税票自行完税的方式；现行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由中央和地方分享，也与印花税的地方税属性不符。总之，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和税制改革的深化，开征证券交易税以取代证券交易印花税已成为我国证券税制建设的必然选择。
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证券交易税的设计如下：
1.课税对象。目前证券交易印花税的课税对象主要限于二级市场上的股票交易，而对国债等券种则不征税。从实际情况看，这些券种筹集建设资金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发行环节，而在证券市场上的交易性质则与股票相同，而且交易过程中同样存在投机行为。在二级市场上，国债已摆脱了政府筹资工具的特性，只是作为一个交易品种出现，投资者看中的也是它转让能够增值获利，从这一意义上讲，它同股票并无区别，因此这些券种也应纳入证券交易税的课税范围。按照普遍和公平原则，证券交易税的课税范围应涵盖所有进行交易的有价证券。因继承和赠予而发生的证券转让不作为此税的课税对象，这两类非交易性转让宜分别纳入遗产税和赠予税的课税范围。
2.纳税人。证券交易税宜实行单向征收，以证券交易中的卖方为纳税人，改变目前证券交易印花税双向征收的办法。这样做有利于证券持有人形成“惜售心量”，吸纳更多资金入市，从而利于鼓励长期投资、扩大证券市场容量。同时，证券交易税的纳税人较原证券交易印花税应有所扩大，既包括在证券市场上出售有价证券的单位和个人，也包括出售未上市证券的单位和个人。
3.税率。证券交易税的税率可按证券种类实行差别税率，以便有效地对某些特定券种加以扶持，体现国家的宏观投资政策。我国目前的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双向总计为4‰，与其他国家的相应税种相比税率较高，但考虑到我国近期内还不具备开征资本利得税的条件，对转让证券的调节功能将全部由证券交易税承担，因此不宜盲目大幅降低税负，以免妨碍其发挥调节证券市场的功能。税负水平宜保持开征前后的平稳过渡。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微幅调低，但不宜大幅减低。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在尚未开征资本利得税的条件下，将证券交易税的税率定在2‰较为合适。
4.起征点。一些学者认为，我国现行证券市场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现象，中小投资者在信息的获取方面处于相对劣势，利益容易受到侵犯，为保护其投资积极性，应在证券交易税中设置一个起征点。这一出发点是合理的，但从性质上看证券交易税属于行为税，即对证券交易行为进行调节，理应具有普遍性，不应受金额所限，而且如果设立起征点，很容易导致投资者采取“化整为零”的方式来避税，影响证券交易税的实施效果。因此我国的证券交易税不宜设置起征点。
5.税收管辖权。我国现行证券交易印花税是作为共享税来管理的，在收入划分上实行中央与地方分享，由中央政府和深沪两地按一定比例分成，这样其他资金来源地政府就被排斥在收益分享之外，同时深沪两地政府由于受地方利益的驱使，两地交易所争夺企业上市与追求高额成交量的过度竞争在所难免，这在客观上激化了各级政府的矛盾，也不利于证券市场的规范发展。因此，改革后的证券交易税在收入划分方式上应作调整，实行中央、深沪两地与其他地区共同分享的政策，由中央政府与各地政府按确定比例分成。具体操作方式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按照上市公司所在地来确定税收收入的归属；另一种则是按照投资者交易地来确定如何划分。两者比较，前者由于我国目前上市公司大多集中在经济较发达地区，而边远及经济相对落后地区上市公司较少甚至没有，如果以上市公司所在地为标准划分证券交易税收入，将不利于各地区均衡发展，但随着人们理财观念的更新，边远及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股民人数将呈上升趋势，采用后一种方法则可以避免这一弊端。有鉴于此，宏观政策上理应向中西部地区倾斜，笔者认为采用后一种方式较为合适。
二、证券投资所得的课税政策
综观各种观点，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股份制公司究竟是“虚拟法人”还是“实体法人”上。按照“虚拟法人”理论，股份制公司实质是股东与公司之间的一种契约，公司只是为实现股东的投资目标的一种组织形式，股东与公司的最终利益是一致的，公司这个经济团体并没有独立于股东利益之外的特殊利益，因而在对股份公司征收公司所得税之后，就不应再对股东获得的股息和红利征收所得税，否则就会导致对同一课税对象的重复征税。而“实体法人”理论认为公司与投资者之间为相互独立的不同经济实体，股份公司的利益并不完全等同于股东的利益，按照这一理论，股份公司取得应税所得应缴纳公司所得税，其股东分得的股息和红利也应缴纳相应的所得税。基于对上述两种理论的不同认识，就形成了不同的所得税制度。
我国股份制企业的大批涌现和正式的股票交易的出现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相应地199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暂行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都明确规定：股息、红利收入为所得税的应税收入。从实际运作来看，我国有关的所得税法具有以“实体法人”理论为基础的所得税制度的特点，这主要体现在个人投资者股利收益的课税上。我国《个人所得税法》规定：个人拥有债券、股票而取得的股息和红利收入，按照20%的比例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并且不允许扣除任何费用，这实际上是对同一笔股利收益征了两次税。这种状况严重违背了公平原则，如不及时纠正，就很难从根源上解决证券市场上投机过度的问题。
从解决方案来看，主要有扣除制、差别税率制、免税制和抵免制几种方案可供选择。考虑到我国财政的承受能力，目前不宜采用免税制，几种方案对比，较为合适的办法是采用归集抵免制。具体而言，即对个人投资者获得的已纳过企业所得税的股利收入继续征收个人所得税，但允许将上一环节已缴纳的企业所得税视同本环节已纳税款从其应纳税额中部分或全部扣除，以此来部分或全部消除重复征税现象。对公司所获股利则保持现行的征税办法。
对于国有股、法人股也应适用同种税率征收所得税。从更深远的意义来看，对包括国有股、法人股在内的所有股东课征相同的股利所得税，将国家股东、法人股东和个人股东置于同等地位上，有利于实现“同股、同权、同利”的目标，可以加快国有股上市流通的步伐。
对于股票股利，目前规定以派发红股的股票票面金额为计税依据课征个人所得税。由于红股收益具有很大的虚拟性和不确定性，在分配股票股利时，股东并没有得到实际的收益，其后是否能够获得收益还要取决于市场因素所决定的价格走势，因此有些学者主张对其免税。但这一利润分配形式对我国证券市场有着特殊影响，对其课税的主要意义并不在于筹集收入。由于这种形式既不需公司支付现金，又因可能引剧股价上涨而深受投资者欢迎，因而送红股被上市公司广泛使用，但高比例的派送红股不利于上市公司树立回报投资者的意识，又因会引起股价上扬而助长投机气氛，同时还会带来隐性扩容效应，如果不对其加以引导必然弊大于利。因此在我国证券市场尚处于初级阶段的条件下，权衡对红股征税的利弊，有必要继续保持对股利征税的现行办法，同时通过完善证券法律法规等来强化对上市公司的约束力，以抑制公司盲目送红股的行为。
三、证券交易所得的课税政策
证券交易所得作为资本利得的一种，具有偶然性与不规律性等特点，它在证券市场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殊效应。从我国情况来看，一方面投资者对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的承受能力还不足，同时在税收征管方面仍存在着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因此目前还不具备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的条件。但从长期来看，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日渐规范，投资者心理的成熟及征管水平的提高，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是一个必然趋势。设计证券交易所得税需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1.计税依据的选择。从形式上看，证券资本利得的实现有3种标准：一是只要证券市场上某种证券的价格高于该证券的买入成本，即视为证券增值实现；二是当投资者实际出售证券所获收入高于其买八成本，净收益划归投资者的资金账户时，作为证券资本利得实现；三是当投资者将转让证券所获净收益撤出股市时，视为证券资本利得实现。这3种判断标准实际上是证券投资过程中的不同环节，选择不同标准即是确定不同的课税环节，其对投资者及证券市场的影响也大不相同。如果以第一种方法为基础，即证券交易所得一经产生，就应当被确认并予以课税。这其中有两个问题：一是价值尚未实现的资本增值不易测量和计算，实际操作起来工作量很大，结果也不一定准确；二是对尚未变现的增值部分课税，可能会导致一些现金不足的投资者被迫出售其持有的证券，这将会降低资源的配置效率，不利于证券市场发展。如果采用第三种标准，由于投资者连续投资，在兑现离场时资本利得的确定及亏损的弥补等问题很难确定，实际操作时困难很多。而如果采用第二种标准，即只有当证券售出。账面增值已经成为现实增值时，才对实现了的转让收益征收证券交易所得税，这样可以避免以尚未实现的潜在的“虚拟所得”为征税依据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鉴于我国证券市场尚处于起步阶段，并且税收征管水平也较低，三者相比较，选择第二种方法较合适，即以投资者已实现的增值收益作为计税依据。
2.税负的确定。从促进证券市场发展的角度看，证券交易所得税税负不宜过重。一方面，由于证券交易所得的获得往往要经历一个周期，在其中的某一年度内收入大量实现，而在其他年度则寥寥无几，对其征税会产生“集中效应”。另一方面，对证券交易所得课以重税，可能会导致“锁定效应”，即投资者为达到避税目的，被迫采取不出售或推迟出售证券的方法，这将干扰证券市场的正常运行，削弱证券市场的活力。
3.鼓励长期投资和再投资。为鼓励投资者再投资。对单位及个人所获得的资本利得用于再投资的部分，可以减征或免征证券交易所得税；还可以通过运用差别税收政策，区别对待长期投资与短期投资，抑制巨额游资频繁进出证券市场以减轻由此引起的市场波动。
综上所述，我国构建证券税收体系的总体目标是在保持整体税负较低的前提下，形成一个由多税种构成的多环节调节的税收政策体系。这一体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各税种之间相互衔接，扬长避短，共同发挥调节证券市场的功能。
参考文献
（1）周正庆《证券市场导论》，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