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学史的总体特征篇1
“中国是诗的国度。”中国的诗歌可以上溯到远古时代。诗歌是最早产生的文学样式，应该说，自人类有了语言，诗歌便产生了。原始的诗歌与人类的劳动生活紧密相连，是在集体劳动中为协调动作、减轻疲劳、提高效率而发出的有节奏的呼应倡和之声。它们的创作者，鲁迅称之为“吭育吭育派”。《礼记·乐记》中说：“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吕氏春秋·古乐》载“昔葛天氏之民，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都足以说明远古诗歌与劳动之间的关系。
纵观诗坛历史，从《诗经》中“周民族的史诗”“颂歌与怨刺诗”“婚恋诗”“农事诗”“征役诗”到屈原的《离骚》；从汉代“骚体赋”“散体赋”到汉代乐府民歌；从魏晋的“建安文学”到晋宋的山水田园文学；从“初唐四杰”到盛唐的李白、杜甫，再到中晚唐的白居易、杜牧；从宋代的欧阳修、王安石到苏轼、辛弃疾······，他们的种种作品，无不是与时代息息相关，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体现了诗文的“合时”与“合事”。笔者想就诗歌最为兴盛的唐代两座丰碑为例加以阐述。
李白是继屈原之后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又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诗歌是昂扬奋发的时代精神、宏大蓬勃的盛唐气象的鲜明写照，是他豪放不羁的个性的生动体现，是开元、天宝之际唐朝盛极一时又危机四伏的社会现实的深刻再现。他的诗歌是浪漫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艺术创作方法高度统一的产物。
李白的诗歌表现了他的理想抱负和性格气质，抒发了他的思想感情和矛盾痛苦，从中折射出社会的精神，跳动着时代的脉搏，既反映了盛唐的强大、繁荣、昌盛，也暴露了它的腐朽黑暗和危机四伏。李白作为中下层地主阶级的文人，与上层统治集团既有矛盾，又有依附关系。他蔑视权贵，却又不得不向他们干谒求荐，没有他们的举荐赏识，他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他所憎恶的，却是他不得不依靠的。所以尽管他清高孤傲，有时只能庸俗地妥协。他以个人的孤傲去反抗现实，去争取个人自由和个性独立，是势单力薄而没有出路的。他在诗中愤怒地抗议封建社会对人才的摧残扼杀：“我不弃世人，世人自弃我”（《赠蔡山人》），“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其二），尖锐地揭露忠奸不分，贤愚颠倒的现实：“浮云蔽紫闼，白日难回光。群沙秽明珠，众草凌孤芳”（《古风》其三十七）。该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主办的《环球市场信息导报》杂志http：//总第535期2014年第03期-----转载须注名来源他刚正不阿，不愿曲意逢迎：“松柏本孤直，难为桃李颜”（《古风》其十二），也不屑于与俗沉浮：“乍向草中耿介死，不求黄金笼下生”（《设辟邪伎鼓吹雉子斑曲辞》）。在这难以实现理想和抱负的情况下，他只能到山林、醉乡和仙境中寻找精神寄托，但他并不忘记对现实和黑暗的揭露。玄宗晚年好大喜功，穷兵黩武，文臣武将们便滋衅生事，希旨邀宠，李白指出“乃至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战城南》），对玄宗不惜牺牲数万士卒去夺取吐蕃石堡加以斥责：“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
李白的抱负和气概生成于“一百四十年，国容何赫然”（《古风》四十六）的盛唐，孕育于“伊尹运元化，卫霍输筋力”（《君子有所思行）社会风尚，体现了“横行负勇气，一战静妖氛”（《塞下曲》其六）的时代精神。他的理想抱负以安社稷、济苍生为内容，他的英雄主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他立志报效国家、建功疆场“丈夫赌命报天子，当斩胡头衣锦回”（《送外甥郑灌从军》三首其一），“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塞下曲》其一）。安史之乱爆发时，他“过江誓流水，志在清中原。拔剑击前程，悲歌难重论”（《南奔书怀》）。这些诗歌既有李白豪迈自信的个性特征，但更多的是让我们看得了高昂奋发的盛世时代精神，诗歌之中已经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
与李白不同的另一位伟大的诗人杜甫，他的诗歌在反映天宝末年到大历年间的重大社会政治事件、时代的动乱和民生的疮痍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被称为“诗史”，更加集中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征。
杜甫诗歌内容博大精深，安史之乱前后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和现实生活，都在他的诗中得到广泛而深刻的反映，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得到高度的统一。杜甫诗中所反映的玄宗、肃宗和代宗三朝安史之乱前后二十余年的军国大事，不仅可证诸史实，而且可以补充史实。这样正是被称为“史诗”的原因所在。
安史之乱前夕，唐朝已是危机四伏，各种矛盾潜滋暗长。唐玄宗宠幸杨国忠兄妹，《丽人行》铺陈了诸杨游宴曲江时侍从之盛、饮食之精、衣着之丽，揭露了他们的骄横跋扈：“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对唐玄宗骄纵安禄山，杜甫也有所揭露：“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边人不敢议，议者死路衢。”敏感的从诗人这些日渐激化的内外矛盾之中预感到祸乱将作：“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惜哉瑶池饮，日晏昆仑丘······君看随阳雁，各有蹈梁谋.（《同诸公武慈恩导塔》）在《咏怀五百字》中这种忧虑则表现得更急迫、深重了：“群水从西下，极目高崒兀。疑是崆峒来，恐触天柱折”，“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
安史之乱爆发，杜甫不朽的《三吏》《三别》，不仅深刻广阔地反映了这一现实，对水深火热中的百姓寄予更大的同情而且能敏锐地把握社稷倾覆，民族矛盾上升，战争由先前的穷兵黩武转为平叛戡乱这一历史变化。如《新婚别》中作者摄取新婚夫妇“暮婚”而“晨告别”这一战乱年代特有的事件，传达强烈的时代悲剧气氛。诗人既写出了新妇生离死别的悲痛，“君今往死地，沈痛迫中肠”，又歌颂了她们的练达人情、深识大体：“誓欲随君去，形势反苍黄。勿为新婚念，努力从戎行。妇人在军中，兵气恐不扬。”反映出广大人民深明大义、同仇敌忾的爱国感情。
两京收复，杜甫喜不自胜，写下了著名的《洗兵马》一诗。“中兴诸将收山东，捷书夜报清昼同。河广传闻一苇过，胡命危在破竹中。”表达了广大军民的欢欣喜悦之情，歌颂郭子仪、李光弼、王思礼等人的中兴功绩，并对吐蕃、回纥势张，诸将骄纵等尾大不掉的隐患表示忧虑：“京师皆骑汗血马，回纥喂肉蒲萄宫”“攀龙附凤势莫当，天下尽化为侯王。汝等岂知蒙帝力，时来不得夸身强。”
唐代文学史的总体特征篇2
（一）“歌辞”总体观念
任半塘在《唐声诗•弁言》中，用“歌辞”这一总体概念，作为历史上音乐文学的统称，因此，就包括《诗经》、《九歌》、乐府、声诗、词、曲等音乐文学形态。“歌辞”总体观念的提出，意在梳理历史，探寻“歌辞”间的共性与联系。主要针对历史上“歌辞”各体研究不均衡的现象，造成千百年来，“唐声诗”概念无人问津，相关的认识更是误解诸多，甚至影响到后人对“词的起源”问题的理解和判断，如学术界曾流行着“诗体多病”、“词为诗馀”、“填实泛声”等观点，该认识在文学史界至今仍占据着支配地位，其影响之深远，可想而知。基于此，任半塘在《唐声诗•弁言》中，特别强调了建立“歌辞”总体观念的重要性，并将“依调填词”视为“歌辞”概念的总体特征，因此，在理解上就排除了较多的误会和矛盾。进而，对“唐声诗”体的确立，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二）对“唐声诗”概念的理解
基于“歌辞”总体观念，任半塘对唐代“声诗”概念，亦有独到的认识，即以配合着燕乐的齐言歌辞为研究对象，具体特点为，联系着辞、乐、歌、舞四事。[3]强调音乐对唐声诗构成的核心作用，是任半塘《唐声诗》研究的重要特征。《唐声诗》著作的编撰，正是围绕着燕乐曲调名，对各方面材料展开的排比沟通。该认识将“唐声诗”概念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即关联着辞、乐、歌、舞四事，打破了唐诗研究，重文不重声的现状。任半塘对音乐文学的理解，无疑扩大了唐诗研究的范围，无论是对唐“声诗”概念的理解，还是对史料的搜集考证，都较以往的纯文学观察更为丰富、科学，也更接近历史原貌。
（三）对音乐文学的总体构想
《唐声诗》是任半塘唐代“音乐文艺”研究计划的一部分，在《唐代音乐文艺研究发凡》中，任半塘将唐代“音乐文艺”定义为，“结合音乐之词章与伎艺”，因此，相关的研究就包括，对声诗、长短句、大曲、变文、著词、戏弄之歌辞、舞蹈、表演等的分别研究和综合观察；该定义说明，“音乐文艺”这一大概念，包含着“音乐文学”这一分概念；唐代“音乐文学”的研究对象，乃是唐、五代结合着燕乐的歌辞，根据歌辞体式上的差别，任半塘将唐代“音乐文学”分为齐、杂言两大类，齐言指声诗，杂言指曲子，且二者同时并存发展，无所先后。因此，在《唐声诗》之外，任半塘还计划对唐代结合燕乐的杂言歌辞进行研究，即后来由其学生王小盾撰笔的《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齐言歌辞与杂言歌辞，是任半塘对唐代“音乐文学”的基本划分，因此，对《唐声诗》进行研究，应结合着《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这样将齐、杂言联系起来，互相关照，便能很好地理解唐代“音乐文学”整体。
二、《唐声诗》研究方法
（一）“竭泽而渔”的史料搜集方法
《唐声诗》著作最大的特点，乃是对唐代歌辞及相关史料的广泛占有和运用。据统计，《唐声诗》中引用的国内古今文献资料，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一是诗、词、文、曲集；二是历代诗话、词话、文论类；三是各种笔记；四是各种类书；五是各种史书；六是小学类。另外，还广泛引用了近人有关音乐文艺方面的诸多研究成果。除了对国内古今文献资料的广泛涉猎，任半塘还特别关注和引用到国外的一些文献。《唐声诗》是基于问题意识下的专题研究，它要回答，唐声诗是什么、唐声诗的构成特点、唐声诗与同时期存在着的杂言歌辞及大曲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使他在史料的搜选上，能够避开传统的“雅正”观，进而能够从一个开放的学术视野，关注到与唐声诗问题相关的一切可得史料，即“竭泽而渔”的史料搜集方法。该方法的运用，使《唐声诗》在史料数量上，较以往零星可见、不成体系的现状，有了很大的提升，扩增数倍；在史料类别上，也较以往更为丰富多样。
（二）“以唐证唐”的史料考据法
《唐声诗》考据工作的最大特点，是以唐代的原始资料来研究唐代的歌辞面貌，即“以唐证唐”的考据方法，这里是取其狭义解释，实际上，“以唐证唐”应理解为，以当代原始资料治当代史。唐代诗乐的具体情况如何？唐诗歌唱时声、辞曾如何结合？词体的成因何在？宋以来文人“以宋喻唐”，臆断“唐人歌诗一字一声，因字少声多，余声难遣，惟有填字，变成杂言，以守一字一声不替”之说，该说有何充分依据？针对传统上习惯从成说中注目立说，从简册推实演的研究法，任半塘提出质疑，认为他们是典型的“唐头宋帽”逻辑，即引用宋及宋以来的资料，并用宋代的现象来逆推唐代的现象。该方法显然不科学，任半塘从正反两面证明了“唐代声辞结合一字一声”说是站不住脚的，进而，任半塘根据自己搜集所见的唐代乐谱的实际情况，来排解宋以来文人“以宋喻唐”，臆造出的“唐代声辞结合一字一声”之说。任半塘曾制作一表，将声诗《格调》后附见的各类声谱信息排比罗列，各谱分别指出其谱字数，及原举唐辞的字数，然后相互比较，得出结论，一字一声，实不可能。以此为基础，任半塘又进一步质疑建立在唐代歌诗声辞配合一字一声基础上，因字少音多，余声难遣，故而变齐言为杂言，即诗余词变的理论，拆穿宋人所谓，长短句皆由诗体填字而来的谬说，破和声、泛声、虚声之臆想及明清以来亲字、亲句之说，实在是一举多得，为唐声诗、宋词研究扫除了关键！任半塘“以唐证唐”的考据方法，为学术界提供了，以当代原始资料治当代史的研究模式的杰出范例，也为唐声诗、宋词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方便。
（三）统计学方法的应用
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唐代的歌谱，我们今日已经很难求解，这无疑是对唐代音乐史研究、音乐文学史研究最大的限制和挑战。基于这一现实认识，任半塘决定决定暂时撇开传谱，转从传辞形式，对唐代歌辞声、辞结合关系进行试探性研究。具体为，借用统计学的方法，比较同调名声诗与词，句法变化的痕迹，即增字增句的规律，来探求诗调与词调之间的关系，欲探明，词调是由诗调转变而来，还是自发而生，独立循乐创新而来？进而杂言词是由齐言声诗填实虚声而来，还是有其自身产生的一条路径？任半塘统计了目前可见的，唐五代所有的长短句调，确定有传辞的，共131调；同时见于《教坊记》的，共75调；其中同调名或有关的调名原为声诗的，共21调；加上《教坊记》曲名之外的其他同调名的6调，共计唐人同调名声诗与长短句27调；任半塘用表格将同调名的声诗与长短句词相互对照，可以看出同调名的声诗与长短句词，字句上的变化规律，主要为，增字、增句、因亲字成定型、于和声上加亲字；但这类于声诗与长短句间确有关系的曲调，毕竟只占长短句词总数（131调）的十分之一，数量相较于通过其他途径而来的长短句词来说，只是小部分，不能算作长短句词产生的主流，因此，一举长短句调多由唐人诗句变来的说法。进而确认，“齐言与杂言两种歌辞，实为兄弟关系。除小部分外，都难言父子关系。”因此，凡主张“词由诗生”者，必不能通。这是统计分析的方法应用到词源研究领域的一个极精彩的示范，它使得词的起源问题，从此寻得一个有客观、严谨的证据可凭的认知模式，摆脱了宋以来文人，对唐代歌辞实际不加考辨，凭空臆断捏造事实的认知模式，可以说是研究方法上一次质的飞跃。此外，《唐声诗》研究中还特别强调了民间文学、民间文艺的重要价值，以及唐代乐谱、舞谱对唐代“声”、“辞”结合规律解译的重要性，遗憾的是，终因专业所限，任半塘未能深入该领域，因此先生在书中，诚邀相关领域专家前来共同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并在书后附有自己搜集所得的唐代乐谱、舞谱资料，实为珍贵！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任半塘也还尝试“多重证据法”，多学科相结合等诸多方法的灵活运用，使得《唐声诗》著作，一方面，拥有较为丰富、全面的史料基础；一方面，在对唐声诗的理解认识上，也较为科学、客观，更接近于历史真实。
三、结语
唐代文学史的总体特征篇3
论文摘要：孟綮《本事诗》言杜诗“当时号为诗史”，对“当时”意向的探讨可为诗史内涵的明确提供诸多线索。本文对唐朝杜甫同时或略后诗人对其诗的评价和孟綮前后的杜诗接受作详细论述，推论出“当时”的意向为：元白新乐府诸人对杜诗诗学特征的开掘；在杂录中杜诗多被认作真实的史料加以利用，杜诗诗史的价值得到发挥。由此，当时人(晚唐)称杜诗为诗史。
唐称杜诗为诗史仅孟綮一文。他的《本事诗·高逸第三》述李白本事，言“杜所赠二十韵，备述其事。读其文，尽得其故迹”，已多少透漏了“号为诗史”的含义：杜诗纪实。其后云：“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杜甫将当时自我行程所见所感(包括当时的社会、自然以及自我和当时人的生活)都详实地记录在诗里，接受者可以在杜诗中看到许多当时具体真实的社会自然人生，如同史家记史一般，故称杜诗为诗史，可见史与诗的联系发生在纪实的层面上。孟綮将诗人本事按类分别，一著其事。“故当时号为诗史”，知杜诗诗史称号非由他发明，盖为当时普遍流传或孟綮概括之认识，统言之，诗史称号反映着当时杜诗接受的一个侧面。
孟綮的《本事诗》为第一部言诗歌本事的专著，可以说是“纪事”体著作的直接源头。野史杂著、笔记小说，作者有感于时风，常常谈文论艺，或记或议，或今或古，虽是东鳞西爪，甚至语涉怪诞，却不同程度地留下了珍贵的时代掠影。《诗话》云：“唐人诗话，初本论诗。自孟綮《本事诗》出(原注：亦本《诗小序》)，乃使人知国史叙诗之意，而好事者踵而广之，则诗话而通于史部之传记矣。”按《本事诗》里的“本事”一语源于《汉书·艺文志》：“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左传》被视为叙录《春秋》本事的传记。孟綮叙“历代缘情感事之诗”(《郡斋读书志》总集类)的本事，与国史叙《诗》之意相合，也与左丘明“论本事而作传”如出一辙。其存在本身就有了史的含义。孟綮生卒年不详。但知其在唐文宗开成年间(836—840)曾任职梧州，又于晚唐僖宗乾符二年(875)登进士第。其《本事诗》一卷写成于僖宗光启二年(886)。内容分为情感、事感、高逸、怨愤、征异、征咎、嘲戏七类。《本事诗序》不采《诗大序》的提法，说：“诗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故怨思悲愁，常多感概；抒怀佳作，讽刺雅言，著于群书，虽盈厨溢阁，其间触事兴咏，尤所钟情。”其倡导诗缘情的观点是很明显的。由此推之，他记诗本事基本是为了让接受者知晓诗人作诗时的处境和心境，以此明晰诗之确实旨趣。可见，孟綮记载杜诗诗史说完全是出于公论。
我们先就与杜甫同时并与杜甫有赠诗的人来观察。与杜甫有交游并有赠诗者可考者主要有李白、高适、严武、任华、韦迢、郭受。他们大多对杜甫赞颂有加，如任华《杂言寄杜拾遗》称杜诗“势攫虎豹，气腾蛟螭。沧海无风似鼓荡，华岳平地欲奔驰。曹刘俯仰惨大敌，沈谢逡巡称小儿。昔在帝城中，盛名君一个”；衡阳判宫郭受《寄杜员外》一诗对杜诗在当时的流传作出了描述，诗云：“新诗海内流传久，旧德朝中届望劳”；韶州牧韦迢与杜甫的酬答诗《潭洲留别杜员外院长》，对杜甫诗名便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云：“大名诗独步，小郡海西偏”。由上可知，杜甫在生时已有诗名，其诗在世间流传，被多数人接受。然而，除了怪诞者任华所言具体论述到杜诗的特色，认为气势雄阔外，他人只论及杜甫有诗才，未及杜诗的具体特征，可推知接受者对杜诗的理解接受还只停留于一般品赏的层面上，并未认识到杜诗在当时的独特价值和地位。
唐诗传播有一特殊现象，就是唐人已经开始自选唐诗，并有明确的选诗标准。今可见者凡十种，《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在《御选唐诗》中对这些选本的诗选取向作了大概叙述，云：“诗至唐，无体不备，亦无派不有。撰录总集者，或得其性情之所近，或因乎风气之所趋，随所撰录，无不可各成一家。故元结尚古淡，《箧中集》所录皆古淡；令狐楚尚富瞻，《御览诗》所录皆富瞻；盖求诗于唐，如求材于山海，随取皆给。而所取之当否，则如影随形。各肖其人之学识。”此言极是。他们选诗时间多在杜甫生时或逝世后不久，及晚唐《唐诗类选》、韦庄的《又玄集》才载有为数不多的几首杜诗，几种重要的选本都不选杜诗，让人疑惑，遂引起众人道说。大致说来原因多在杜诗的风格上。如清人纪昀对《才调集》不选杜诗，分析云：“自序称观李杜集，元白诗，而集中无杜诗。冯舒评此集，谓崇重老杜，不欲芟择。然实以杜诗高古，与其书体例不同，故不采录。”(《四库全书总目题要》卷一八六)。在这些选本中，韦庄的《又玄集》选录杜诗共7首：《西郊》、《春望》、《禹庙》、《山寺》、《遣兴》、《送韩十四东归觐省》、《南邻》。并将7首诗置于此集之首，可见对杜诗的重视。韦庄选诗之旨是“但掇其清词丽句”，所选7首都是杜诗中的名篇，也基本体现了这个主张。唐代已散佚选本中，可以考知选人杜诗的只有顾陶《唐诗类选》一书。该书成于唐宣宗大中十年(856)，比成书于光化三年(900)的《又玄集》早40馀年。这是第一部尊杜选本。该书序现在保存在《文苑英华》卷七一四中，其云：“国朝以来，人多反古，德泽广被，诗之作者继出，则有杜李迥生于时，群才莫得而问。”所选杜诗，达三十首之多，胡可先在《唐五代人书中所见杜甫诗辑目》川及《(唐诗类选)选杜诗发微》中已作详考，可参看，此不赘述。此外，唐人选唐诗中，韦毂《才调集》虽未选杜诗，但其序说：“暇日因阅李杜集、元白诗，其间天海混茫，风流挺特，遂采摭奥妙，并诸贤达章句，不可备录。”则其不选杜诗，并非有意排斥。从众选本来看，杜诗除《唐诗类选》标举杜诗继风雅的特征外，其特征和价值没有被深入而准确地理解和接受。由此可见：一、杜诗与当时主流风尚不合，不被世人重视；二、杜诗不可能依靠唐选本得以广泛流传。杜诗诗史称号也就不可能出自上层，在唐代不可能是主流。
唐代绝大多数诗选家受时代与自身审美趣味的影响，没有人选杜诗。在此同时，从中唐开始，少数诗论家却在杜诗中找到了许多值得称扬的地方。王昌龄称“王维诗天子，杜甫诗宰相。”把杜甫看作是仅次于王维的大家。其后，古文运动的首倡者韩愈在诗学上多次并称李杜，借李扬杜，《调张籍》言：“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后，举头遥相望。”《醉留东野》言：“昔年因读李白、杜甫诗，长恨二人不相从。”然从称赞杜甫和杜诗的言论中可以看出，他还没有更多关注杜诗具体的特征，多借李杜来批驳当时不良诗风，也可见杜诗在当时的接受现状。大致与韩愈等同时，元稹、白居易掀起了“以乐府——特别是新题乐府的形式，来反映社会问题，针砭政治弊端，以期达到实际的社会效果”的新乐府运动。他们创作出大量新题乐府诗，并提出诗要“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白居易《新乐府序》)的纲领，因此选择了符合他作主旨的杜诗，遂对杜诗作了较深入的阐释。这场运动的创作和论诗纲领——白居易《与元九书》云：“洎周衰秦兴，采诗官废，上不以诗补察时政．下不以歌泄导人情，乃至于谄成之风动，救失之道缺，于时六义始刷矣。”在他看来，诗的传统是源于采诗，因采得的诗为民间自由发抒的真实言论，故上观此诗可以知晓民情，过可改之，无则加勉，下可用诗的形式抒写真实性情，只有能起到真实的资鉴功能的诗才具有宣扬六义的功能，也就是说，能宣导六义的诗才能是好诗。由此观点他对诗作从古评至唐，云：“唐兴二百年，其间诗人不可胜数。……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首．至于贯串今古，鼠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史》、《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首。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白居易虽说有将诗视为政治的工具之嫌，但提倡诗宣六义绝不会是错误。尤应指出的是，他第一次将杜诗的特征归结到中国诗学传统的风雅比兴上，并且认为唐以来杜诗在这方面最多，不仅把杜诗放到了正统诗学馀脉的范畴中，而且将其标举为唐诗第一，这就为杜诗以后在中国诗学中地位的确立创造了必备的条件。从与杜同时诗人的赞颂到韩愈、自居易，可以明显看出接受者对杜诗接受的逐渐具体和深入。而白氏的认识也基本成为唐朝对杜诗诗学特征的具体认识。对杜诗这方面的认识，顾陶前文已述，再如李商隐称“推李杜则怨刺居多”(《献侍郎巨鹿公启》《全唐文》卷七七八)；晚唐黄滔认为“且诗本于国风王泽，将以刺上化下，苟不如是，曷诗人乎”，继而认为“大唐前有李杜，后有元白”(《答陈番隐论诗书》《全唐文》卷八二三)。
同时的元稹，对杜诗了之更甚，在《叙诗寄乐天书》云：“又久之，得杜甫诗数百首，爱其浩荡津涯，处处臻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寄兴，而讶子昂之未下旁备矣。”他在艺术上对杜诗推崇备至，《唐杜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言：“予读诗至杜子美而知大小之有所总萃焉。……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他并没有将杜诗的特征归结到什么具体的方面，而直接将杜诗推向了诗学的极至，发后学者“集大成”说先声。后因《旧唐书》在《杜甫传》中全文转载，元稹此论遂于后世成为公论。他在《乐府古题序》又论及杜诗时具体论述了杜诗的特征，言：“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旁。”先就新题乐府来论，元稹在《乐府古题序》中对乐府源流叙述完备，语至杜甫则言其乐府“即事名篇，无复倚傍”，其后的论述可看作是对新题乐府的解释：虽用古题，全无古义；颇同古义，全创新词；不拟复古题(“予少时与友人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遂不复拟赋古题”)。所谓新乐府，即或新义，或新词，或新题(当然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新乐府，仅就元稹而论此也不能代表全部。据其所称杜诗“即事名篇，无复倚旁”，其说体现个“新”字)。白居易对其说得更为具体，更为严格。其《新乐府序》云：“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篇无定句，句无定字”，要求新体；“首句标其目”，要求新题；“系于意”“卒章显其志”，要求新意；然其笔法宗旨不变，诗三百之义，辞质，言直，事实。若将二者所论综合来看，新乐府须直言纪实，直抒情志，彰显大义，其“实”就是当时眼前民众生活和社会状况。元稹从所倡新乐府的视野来标举杜诗，很显然是在完全肯定杜诗所具有的以上所论新乐府特征。其对诗创作“实”和“直纪当时事”的要求显然已于史发生了诸多的理论重合。然而，即使如此，以上所论毕竟没有导出一个杜诗诗史称号，因为他们对杜诗的论着点毕竟完全根源于传统的诗学：风雅比兴。也因为杜诗的风雅比兴才使得杜甫在唐世没有被当时名士推崇。白居易对唐诗崩坏现象痛心疾首，无须再述。与其同时的李肇，在所著《唐国史补》中称：“元和已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籍，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切于自居易，学于元稹，俱名为元和体。大抵天宝之风尚党，大历之风尚浮，贞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尚怪也。”而此诗道崩坏的现象并不应他们的感叹而改变。李行修在元和三年(808)《请置诗学博士书》中所述的最中心的原因便是“臣伏思之，以为诗教未隆于时，风雅未洽于下”(《唐文卷》六九五)；五代张洎对此论述更甚，言：“自李杜后，风雅道丧”(《司业诗集序》《全唐文》卷八七二)。五代王赞认为“风雅不主于今之诗，而其流涉赋”，“唐兴，其音复振，……杜甫雄鸣于至德、大历间，而诗人或不尚之。呜呼!子美之诗，可谓无声无臭者矣”(《玄英先生诗集序》《全唐文》卷八六五)。王赞的感叹更说明了唐当时的诗学接受实际。由此可见，杜甫陨后，唐朝诗风不以继风雅为务，杜诗接受多集中于风雅乐府，不被当时人推崇并深人接受，便无须赘言了。
杜诗并不为多数人的不尚而消逝，其风雅比兴和纪时事的新乐府毕竟使其得到接受和流传。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想，由于元稹和白居易从新乐府出发将杜诗艺术特征的讨论集中于这些诗史名篇上，自然可使接受者对这些诗所包蕴的当时历史信息全然揭示出来，又元稹所谓“即事名篇”，强调出杜诗以时事为据，遂成吟咏，时事必然成为这些诗接受的一个重心。后世接受者对杜诗的认同和对史的体验很容易使他们对杜诗的接受发生在诗与史之间，“以意逆志”可见诗(诗学传统)，“知人论世”可见史(史学意识)。这样诗史说也就呼之欲出了。
然而，孟綮《本事诗》载杜诗为诗史，其直接源头应在笔记小说中。李肇著《国史补》，把沈既济的《枕中记》、《庄子》中的寓言、韩愈的《毛颖传》等等，均视之为“史”，盛赞这些作者为“良史之才”。自居易在评韩愈诗文时，也说他有“班马之风”。显然唐人也有把“历史”当作一把尺子衡量文学作品的。唐五代的杂史、笔记小说如《唐国史补》、《唐阙史》、《唐摭言》、《因话录》、《隋唐嘉话》、《朝野佥载》等记载了一些诗人的行踪事迹、创作的轶闻趣事。这些野史笔记所记虽不及正史系统、全面，但在揭示时代特点和社会风貌方面，因少有拘谨、言简意赅而具有独特的价值。其中多有对杜诗记载。创成于大中九年(855)郑处诲《明皇杂录》，其中涉及杜诗五条。该书卷下记李龟年本事时谈及杜甫对其所赠之诗：
唐开元中，乐工李龟年、彭年、鹤年兄弟三人皆有才学盛名。彭年善舞，鹤年龟年能歌……其后龟年流落江南，每遇良辰胜赏，为人歌数阕，座中闻之莫不掩泣罢酒，即杜甫尝赠诗所谓‘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值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其书补遗记杜甫弃世前本事引《赠聂耒阳》诗为证：杜甫后漂寓湘潭间，旅于衡州耒阳县，颇为令长所厌。甫投诗于宰，宰遂置牛炙白酒以遗。甫饮过多，一夕而卒。集中犹有《赠聂耒阳》诗也。
叙皇室勤政楼斗鸡一事引杜诗“斗鸡初赐锦，舞马既登床”为证；叙公孙大娘本事时引杜诗《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为证；写天宝中兴庆池引杜诗“龙喜出平池”描其原来形貌。在这些引用中，杜诗被或用来证时人本事，或用来证历史事件，或用来证历史名物，可以明见他此时已将杜诗“作历史看把作历史用”了，杜诗已经成为当时历史的一种有效文献。其后这种杜诗接受形式在杂录中被普遍采用。康骈在乾宁二年(895)作《剧谈录》，卷下叙写玄元观风貌时引杜南谒此庙题诗证之有画。范摅《云溪友议》叙写郑广虔事迹李龟年事迹各引杜甫赠诗为证。《唐摭言》(917)是“书述有唐一代贡举之制特详，多史志所未及。其一切杂事，亦足以觇名场之风气验士习之淳浇。法戒兼陈，可为永鉴。不似他家杂录但记异闻已也”(《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四十P1186)，在《师友》、《知己》、《轻佻》、《酒失》条各载的杜甫与他人事迹，多引杜诗作出说明。
从这些引用中可以看到，杜诗因其真实广阔的直陈时事，多用来作真实的史料加以利用，这也真实反映出当时人对杜诗的接受形式和角度。在他们眼里，杜诗已不仅是杜甫个人的情志抒写，而成为他所属的那个时代的史实纪录，若想描述当时历史面貌，完全可以将杜诗视为确实的史实材料。杜诗具有史的功能，在当时人的意识中也就成为史了。孟綮所载真实反映了当时杜诗的接受情况。
论文关键词：夜大学教学计划教学质量
论文摘要：普通高校夜大学应结合夜大学学生特点从专业设置、培养目标、培养规格、课程设置、教学环节等方面进行改革，并通过选聘有实践能力的专业课教师、选订适合夜大学生的优秀教材、改进传统考试方法等措施，切实保证其实施。
依托普通高校全日制教育是普通高校夜大学教育的优势，但如果不能对全日制教育资源妥善加以选择利用，则会成为阻碍其发展的不利因素。特别是教学计划，普通高校夜大学的教学计划就应摆脱全日制教学计划模式的束缚，体现成人高等学历教育的特色，否则会影响教学效果，不利于提高夜大学教育质量提高夜大学教学质量，应抓住以下方面。本文由中国收集整理。
一、专业设置以适应地方需求为主
普通高等学校的夜大学专业设置一般依托日校，与日校相同或类似。这样可以利用日校长期的办学经验，学科、专业、师资、教材、设备等方面的优势上马快，教学质量也有一定的保证。但这样容易造成“普教化”的现象，学习内容、方法、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教材等与成人工作岗位脱离，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距离拉大使学员觉得学不到知识和技能，从而产生消极情绪.助长了混文凭的学习风气，教育质量难以真正得到保障和提高。因此夜大学专业的设置应同日校有所区别，加强与行业或企业等学员单位及用人单位的联系，听取他们的意见对专业的设置和专业所需理论知识、实践能力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选定专业主干课程。积极设置主要是而向地方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产业、服务业的应用型学科专业。
二、培养目标以服务于从业人员为出发点
教学计划的制定应具有针对性、科学性、时代性夜大学教育的培养对象来源广泛，主要是具有丰富社会生活和工作经验的在职从业人员，年龄跨度较大，家庭、社会及工作背景千差万别，基础水平参差不齐。学习的目的不是漫无边际的知识储存，而是希望学以致用、学有所用，把所学理论知识、技能、增强的能力用于社会实践，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应针对学员这种学习的现实性、定向性，夜大学教育的培养目标要以服务于从业人员为出发点.以传授专业技术为发展目标，将理论知识融于应用技术中，培养社会急需的、既懂专业理论知识、又有专业技术和动手能力的、具有强烈的责任心和良好的职业道德且具有一定创新意识的应用型人才。
三、人才培养规格突出能力、素质
使学生具有本专业必须、够用的理论知识，注意理论联系实际、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相结合培养学生学会学习、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新精神，加强职业道德与公民素质教育。
四、课程设置做到少而精
课程改革是教育改革的中心，根据夜大学学生和教学特点，成人教育的课程体系和课程结构应彻底打破普通高校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三层楼的结构和课时比例，更改为基础课应用性专业课、专业技术实践课，课时比例根据各专业的性质和特点及生源具体情况的不同而定，不搞一刀切、主要是突出专业特色，体现实用性原则。但也要克服片而的短视行为和实用主义。
夜大学教育对于基础课的设置，要坚持以“必需”和“够用”为度和夯实基础的原则不能照搬普通高校的教学方法。基础课要适当教学中要努力贯彻“少而精”的原则，教学内容上不能面面俱到，而应以后续课程够用为度。但我们也必须重视基础课在整个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比如像英语、高等数学、计算机应用等基础课程，不但在课时上应占有一定的比重，而且在教学中还要通过行之有效的途径和手段，提高教学质量，以保证毕业生的可持续发展。
五、教学环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实践与学生工作实际相结合
教学环节主要为基础课、应用性专业课、专业技术实践课。授课时间的安排主要为，基础课及职业道德课第1～2学期，应用性专业课第3～4学期，专业技术实践课第5～6学期，与毕业设计(毕业论文)相衔接，构成一个连续的实践训练环节。在实践环节上，将学生的集中实习转为分散实习，主要结合原工作岗位进行实习，产、学、研结合.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缩短知识到能力的转化环节。实践教学应采用教学和生产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在课时的分配上，要有一定的讨论、分析课时，使上课更注重分析、讨论的环节，鼓励学生提出间题供大家探讨、解决，激发学员的学习、科研兴趣、积极性和创新惫识，逐步把学员培养成为具有理论知识更具有实践能力的应用型人才。
六、充分利用教学计划执行环节，保证培养目标的实现
这里所指的“双师型’，教师，是指具有一定的实践经验，且具有相当的教学能力的教师夜大学因其教育对象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要完成好教学仟务，提高教学质量，在教学中就要注重因材施教。针对夜大学生都是在职的从业人员，水平参差不齐，学习目的主要为学以致用的特殊性，教师也应有其特殊性。教师在实施夜大学教育的教学活动之前，应深人细致地了解和把握夜大学教育对象的特点与基本素质，对夜大学生特点有一定的了解，最好是具有实践经验的讲师以上职称的教师，不能只安排一些刚走上讲台的助教给夜大学生上课，将夜大学教学作为全日制教学的练兵场，这样，很难保证夜大学的教学质量同时，可聘请企业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和相当教学水平的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授课。
教学中也需要改革教学方法提倡启发式、讨论式教学，突出学生的主体作用，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和创新意识，理论教学要以应用为目的，专业课教学要强化针对性和实用性融传授知识、培养能力和提高家质为一体。
(二)选择适应夜大学生学习特点的优秀教材
高质量的教材是实施好教学计划的前提条件。目前，成教教材普教化的问题还很严重，其理论联系实际不够。成教教材除应具有一般教材所具有的思想性、科学性、先进性和适应性外，还应突出成人教育特色，强调针对性、实用性、职业性和再教育性。成教教材应以体现现代科学的新理论、新思想、新技术和新方法为重点，把能力培养和家质教育有机地渗透到教材中。
结合夜大学生一般缺少理论知识，但具有丰富的实际操作经验和能力的特点，选用的教材应尽可能深人浅出将深奥的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便于学生自学，充分开发夜大学生的思维潜力。选用的教材要体现成人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和学科的教学要求要适应社会的需求方向和学生的接受能力，要及时更新教材，教材内容、知识点要具有前瞻性，能反映成人教育改革的新思想、新目标，学科的新理论、新技术、新成果。要选择含有最新的科研成果和管理经验的内容新颖、程度适中、质量上乘的教材如教育部编写的适用于专科的“二十一世纪成人规划教材”就比较好。
(三)改进考试方法或试题题型
唐代文学史的总体特征篇4
一、专著
近十年来，国内出版魏晋隋唐社会史研究专著达30余部，可分为综合性和专题性两类。在综合研究方面，共有4部多卷本社会史(包括社会生活史、风俗史)通史著作出版，其中有关魏晋隋唐方面的著作有8部。一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多卷本“中国习俗史”丛书(1994年)，其中梁满仓撰著的《中国魏晋南北朝习俗史》采用分类叙述的方法，考察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节令、衣食居住、婚姻、丧葬、鬼神崇拜与宗教、娱乐等习俗，并着重探讨这些习俗的时代特征。臧嵘等撰著的《中国隋唐五代习俗史》从节日、服饰、饮食、居住、行旅、婚姻、丧葬、民族等方面，全面多层次地叙述了隋唐五代的社会生活，并力图从若干史实中钩沉出这一时期习俗的特色。二为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多卷本“中国社会通史”丛书(1996年)，其中曹文柱主编的秦汉魏晋南北朝卷和徐庭云主编的隋唐五代卷，展示了魏晋隋唐时期的社会发展全貌。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丛书，其中朱大渭等著《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展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生活的轮廓和特征。内容包括衣食住行、婚姻、丧葬、宗教信仰及鬼神崇拜、节日、娱乐、教育、医药、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等。李斌城等著《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全面展示了隋唐五代时期的社会风貌，从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社会风俗与精神生活等方面，较为全面地论述了近4个世纪各族人民的社会生活。四为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的多卷本“中国风俗通史”丛书(2001年)，其中张承宗等撰著的魏晋南北朝卷和吴玉贵撰著的隋唐五代卷，深入探讨了魏晋隋唐时期的社会风貌，并揭示这一时期风俗的基本特征及其演变规律。
更多的学者则把视角放在专题研究方面，并取得丰硕成果。高世瑜《唐代妇女》(三秦出版社，1988年)详细考察了唐代各阶层妇女的生活与心理，以及妇女在文学、艺术、政治、科技、学术、宗教上的业绩。刘希为《隋唐交通》(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年)较为全面、系统、深入地叙述了隋唐内外交通干线、交通工具、交通制度、效能、作用、特点、地位等问题。吕一飞《胡族习俗与隋唐风韵》(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论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匈奴、鲜卑、羯、氐、羌、柔然、高车、突厥等)的社会习俗，包括衣食住行、婚姻丧葬、民歌、音乐舞蹈、宗教信仰和祭祀、礼俗、节日庆典、社会风气，等等。齐涛《魏晋隋唐乡村社会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从乡村社会变迁的角度探讨了魏晋隋唐时期的乡村社区，内容涵盖乡村组织、乡村管理、乡村建设、乡村商业活动诸方面。费省《唐代人口地理》(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对唐代人口数量、各地人口增长差异与人口分布及迁移等问题作了较全面的论述。张泽咸《唐代阶级结构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文书全面研究了唐代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基本状况与变动。黄新亚《消失的太阳》(湖南出版社，1996年)详细论述了唐代城市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情、风俗各方面的情况。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主要利用敦煌文书，对僧尼的生活方式如宗教活动、收入、遗产、丧葬等诸多方面进行探讨，改变了过去人们将僧尼生活简单化的看法。侯旭东《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探讨了佛教流行北方社会的历史背景、造像记所见民众信仰、民众佛教修持方式的特点与佛教信仰的社会影响。黎虎《汉唐饮食文化史》(北师大出版社，1998年)揭示了汉唐时期饮食文化发展变化的轨迹和内在规律及其与社会政治、经济间的关系。王利华《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通过对华北地区生存环境、人口承载能力、饮食生活的内容和质量的考察，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段塔丽《唐代妇女地位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广泛运用社会学、妇女学、史学及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对唐代妇女地位进行了多层面、多角度、深层次的系统分析与研究。孙若风《高蹈人间——六朝文人心态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运用心态史的研究方法，研究了六朝文人的放达与超拔。王赛时《唐代饮食》(齐鲁书社，2003年)按照饮食结构的框架而进行分类考论。
二、论文
人口、家庭、婚姻和宗族研究。此时期人口的研究倍受学界的重视，从研究成果看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深入研究了魏晋隋唐各时期的人口数量和人口的发展趋势。袁祖亮、尚新丽《三国两晋人口蠡测》(《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认为，由于政局动荡，从桓帝永寿年间到献帝年间，是我国人口数量急剧下降时期，三国前期人口数量趋于稳定，三国后期到西晋太康年间是人口快速增长时期。王育民《西晋人口蠡测》(《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对西晋人口总量进行探讨，集中考察了以往大量不入县编户而被人们所忽略的人口，包括荫附户、官私奴婢、兵户、吏户、百工、鼓吹、流散户及少数民族的人口数量。王育民还对十六国北朝的人口作了研究，认为十六国北朝时期，北方人口的发展是前降后升，北魏正光年间的北方户口数已恢复到东汉水平(《十六国北朝人口考察》，《历史研究》l987年第2期；《十六国北朝人口再探》，《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2期)。袁祖亮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十六国时期的户口变化不是前期耗减，后期回升；而是前期锐减，前秦盛时人口增至高峰，淝水之战后再次减少，人口变化状况呈马鞍形，即经历了减少——增长——减少三个阶段。他还提出北魏盛期的户口数尚未恢复到东汉水平(《十六国北朝人口蠡测——与王育民同志商榷》，《历史研究》1991年第2期)。朱大渭《魏晋南北朝南北户口的消长及其原因》(《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3期)把研究的重点放在该时期南北户口的消长变化上，指出魏晋、前燕、北朝时期北方户口呈增长趋势，而吴蜀、东晋和南朝时期南方户口呈递减趋势。胡阿祥《东晋南朝人口迁移及其影响述论》(《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指出，东晋南朝时期，人口迁移的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历时之久，超过以前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王育民《唐代人口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认为，有唐一代人口发展呈马鞍形态势，即隋唐之际户口锐减，到贞观中期以后户口数量开始直线上升，安史之乱后复又下降，唐后期人口发展十分迟缓。相关论文还有李向军《三国人口考》(《辽宁大学学报》1988第3期)、陶文牛《隋代人口的南北分布》(《晋阳学刊》1993年第2期)、刘进宝《隋末唐初户口锐减原因初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王育民《论唐代南北方户口比重的消长》(《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等。
另一方面，区域人口的研究也受到关注。薛平栓的《隋代陕西人口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利用“户口平均密度法”对隋代陕西的人口数量作了研究。崔明德《唐代西北少数民族人口初探》(《历史研究》1997年第5期)分析了唐代西北少数民族的人口数量、结构、特点、人口移动的主要走向及唐帝国与少数民族争夺人口的斗争、降户反叛的原因等问题。陈勇《唐后期淮南道户口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l996年第3期)详细考证了唐后期淮南道的户口数量。吴松弟《唐后期五代江南地区的北方移民》(《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3期)认为唐后期至五代北方人民不断南迁，形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二次北方人民的南迁浪潮，其中以江南地区吸纳的移民人数最多。陈勇、刘秀兰《唐后期长江下游户口考》(《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4期)认为元和时当地官方统计户数的下降，并不意味着本地区实际人口的真正减少，这与当时人民流亡频繁、朝廷诏令不行、地方行政废弛有关。相关文章还有艾冲《论唐代前期“河曲”地域各民族人口的数量与分布》(《民族研究》2003年第2期)等。
家庭规模、家庭结构、家庭关系、家庭伦常及家庭变迁等内容。赵建国《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庭结构》(《许昌师专学报》1993年第2期)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庭结构具有尊长卑幼、夫主妻从、嫡贵庶贱的特点，这些特点的形成受到当时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影响。冻国栋《北朝时期的家庭规模结构及相关问题论述》(《北朝研究》1990年上半年刊)认为，十六国北朝时期家庭规模结构呈现出聚族而居、数代共爨、兄弟不异财的特点，这与南方兄弟异财分居大相径庭，这种差异的产生，除不同的历史因素与自然地理因素外，还与不同的时代背景与文化传统大有关系。葛建中《东晋南朝社会中的家庭伦常》(《中山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指出，东晋南朝时期的家庭伦常在全社会范围内被强化了，名教重心已由代表政治秩序的君臣一伦转移到代表家庭秩序的父子一伦上。随着敦煌文书的出土，敦煌地区的家庭研究也受到重视。刘永华《唐中后期敦煌的家庭变迁和社邑》(《敦煌研究》1991年第3期)认为，家庭结构的残破化是唐中后期敦煌地区家庭变迁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导致家庭功能变迁的主要动因。
婚姻研究方面，庄华峰《两晋南北朝等级婚姻初探》(《史学月刊》2000年第5期)认为，两晋南北朝时代的婚姻十分讲究门当户对，以保持世家大族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特殊地位，由此带来了一系列严重后果。薛瑞泽《北朝婚姻简论》(《北朝研究》1990年下半年刊)探讨了北朝门阀等级内婚制和民族通婚等问题。施光明也对北朝民族通婚的形式、特点及影响作了深入研究(《北朝民族通婚研究》，《民族研究》1993年第4期)。薛瑞泽《魏晋南北朝的财婚问题》(《文史哲》2000年第6期)和魏向东《论魏晋南北朝财婚风气及其影响》(《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则重点探讨财婚问题。李肖《论隋唐时期的婚姻习俗》(《中华文化论坛》2002年第2期)认为，隋唐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引起了婚姻习俗的变化。段塔丽《从唐墓志看唐代的婚姻习俗》(《文博》1998年第5期)详细考察了唐人的婚姻年龄、选妻标准、离婚改嫁和冥婚习俗等。姚平《论唐代的冥婚及其形成的原因》(《学术月刊》2003年第7期)指出唐代冥婚的骤兴是与唐代的社会和历史背景密切相关的。唐前期经济的繁荣为冥婚提供了深厚的物质基础，唐代对死后世界观的更新及性方面的开放态度为冥婚提供了极好的精神和生理条件。此外，李聪、赵志坚《魏晋南北朝妇女婚姻散论》(《齐鲁学刊》1997年第5期)、易图强《两晋南朝士族子弟婚姻的量化分析》(《湖南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李志生《唐代工商业者婚姻状况初探》(《人文杂志》1997年第3期)、杜文玉《唐代宦官婚姻及其内部结构》(《学术月刊》2000年第6期)等文章还对部分社会群体的婚姻状况进行了探讨。
宗族问题的研究也是关注的重点。张承宗、魏向东《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宗族》(《苏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宗族组织的主要形式有士族地主经营的封建庄园，以宗族为核心的流民集团及由族长控制的武装坞壁。宗族观念有三种主要倾向：重门第轻才德，重宗族轻个人，重孝悌尚复仇。此外，宗族问题的研究更多的集中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些大族的个案研究上，内容涉及家族的源流、婚媾、仕宦、特征及兴衰原因等方面。如曹文柱《东晋时期陈郡谢氏琐谈》(《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张灿辉《南朝河东柳氏家族研究》(《晋阳学刊》1995年第6期)，孟繁治《魏晋南北朝时期江东顾氏考论》(《史学月刊》1997年第3期)，郭锋《北朝隋唐源氏家族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谢文学《颍川长社钟氏家族研究》(《许昌师专学报》1991年第2期)，高诗敏《北朝赵郡李氏的起家与仕宦》(《北朝研究》1991年下半年刊)、《范阳卢氏的兴衰与历史地位》(《北朝研究》l997年第1期)，晓红、周征松《河东裴氏及其族源》(《山西师大学报》1997年第1期)，朱绍侯《济阳蔡氏郡望的历史追溯》(《许昌师专学报》1997年第1期)，刘志安《唐朝吐番占领沙州时期的敦煌大族》(《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李卿、杨际平《汉魏晋南北朝的家族、宗族与所谓的“庄园制”关系辨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4期)等。
社区研究。侯旭东《北朝乡里制与村民的生活世界——以石刻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认为，北朝时期，在实行三长制的同时，乡村社会依然存在广泛的乡里编制，但在实际生活中似乎未受到村民的积极认同，相反，他们对世代生活其中的村落表现出更强的归属感。田昌五、马志冰《论十六国时代坞堡垒壁组织的构成》(《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3期)、韩昇《魏晋隋唐的坞壁和村》(《厦门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田梅英《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坞壁及其内部机制》(《山东师范大学学报》l998年第4期)等文对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坞壁进行了探讨。
城市社区的研究也颇受重视。陈尚胜《唐代的新罗侨民社区》(《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探讨了唐代新罗侨民社区的形成原因、类型及其与唐朝政府的关系，认为新罗侨民社区在唐朝享有一定的自治权，但唐朝政府对侨民社区也行使行政司法权。黄煌《唐代的城市居民生活与城市经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探讨了唐代城市居民的衣食住行及文化精神生活，再现了商品生产发展和城市经济的进步。张泽咸《唐代城市构成的特点》(《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2期)通过对唐代各城市的考察，指出一个拥有不同规模等级的城市体制在隋唐时期业已出现。王维坤《试论隋唐长安城的总体设计思想与布局》(《西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根据考古新发现的遗迹，结合文献记载，对都城建制和总体设计思想进行了新的探讨。雍际春《隋唐都城建设与六朝都城之关系》(《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2期)通过考察六朝时期曹魏邺城、前后凉姑臧、南朝建康、北魏平城和洛阳五个都城在规划建设上的各自风格和共性特征，揭示了六朝都城对隋唐都城建设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社会群体研究。有关这方面的研究硕果累累，内容涉及社会各阶层的不同群体。何德章《论梁陈之际的江南土豪》(《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4期)、简修炜《论汉唐间豪族地主的两重性》(《学术月刊》1993年第1期)两文考察了豪强地主阶层。田昌五《对魏晋士族制度的历史考察——兼评陈寅恪的士族说》(《学术研究》2001年第1期)认为学界讨论魏晋士族制度时凭据的陈寅恪先生提出的标准，即门第和婚宦，是值得商榷的。而其后学申论其说就更是错误的。蒋福亚《南朝寺院地主》(《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论述了南朝寺院地主的形成过程。王永平《隋代江南士人的浮沉》(《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对隋朝文帝、炀帝两代君主对江南士人的政策与江南士人命运的升降浮沉进行了考述。张广达《论唐代的吏》(《北京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认为唐代官员与吏员之间存在着明显区别，表现出官多吏少的特点。相关文章还有杨煜达《试论汉魏时期南中地区大姓的形成和汉族社会的嬗变》(《民族研究》2003年第5期)、王大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豪族与游侠》(《山东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等。
社会下层群体的研究也受到重视。刘汉东《论魏晋南北朝的雇佣劳动者》(《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4期)认为当时的雇佣劳动者一般人身并不依附雇主，他们佣金低微，受剥削重，但一般可以自给甚至养亲。他还探讨了魏晋南北朝刑徒的来源及犯罪前的身份、犯罪判决、执行及刑徒的服役等法律问题(《论魏晋南北朝的刑徒》，《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3期)。吴枫、郑显文《唐代庶民阶层的文化素质初探》(《社会科学战线》l993年第1期)对唐代庶民阶层的知识水准、思想意识、行为观念等因素进行剖析，探寻其与治世的关系。此外，李鸿宾考述了为官府服役或主要服役于官府的四类工匠：短蕃匠、长上匠、明资匠、和雇匠(《唐代四种官类工匠考实》，《文史》第42辑)。李靖莉分析了唐代西部部曲的来源，认为它是从作人或由奴婢放良转变而来(《从吐鲁番文书看唐代西部部曲》，《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1期)。戴显群则研究了唐五代时期优伶的社会地位，指出他们一方面由于社会地位的卑贱而遭歧视，另一方面又因行业的性质和艺术魅力而受捧场(《唐代优伶的社会地位及其相关问题》，《福建师大学报》1993年第2期)。关于隐士和流民等群体的论述有孙立群《魏晋隐士及其品格》(《南开学报》2001年第5期)，刘雅君《论流民与两晋之际的政治格局》(《贵州文史丛刊》2002年第3期)等。妇女群体也是研究的重点。庄华峰《魏晋南北朝时期妇女的个性解放》(《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1期)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的时代，妇女以反传统的姿态登上了社会舞台，率性而动，自由表现自己的个性。周兆望、侯永惠《魏晋南北朝妇女的服饰风貌与个性解放》(《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3期)则从妇女服饰变化方面来考察当时妇女的个性解放。刘振华《六朝时期南北妇女风貌之比较》(《学海》1993年第2期)认为，六朝时南方多才女，而北方妇女的社会地位相对要高些。庄华峰《北朝时代鲜卑妇女的生活风气》(《民族研究》1994年第6期)用文史互证的方法探讨了北朝鲜卑妇女的生活风气，认为北朝妇女的地位较高，其生活呈现出历史上少有的自由、豪放特点。周兆望《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女兵》(《江西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研究了当时女子从军的情况。宁可、郝春文《北朝至隋唐五代间的女人结社》(《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5期)认为北朝至隋唐间女人结社现象的出现与这一时期妇女的社会地位较高有关。庄华峰、王先进《唐代妇女与体育》(《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探讨了唐代妇女参与体育活动的方式、特点、原因。相关文章还有杨小敏《<女论语>与唐代后期知识女性的家庭伦理思想初探》(《甘肃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等。
社会控制和保障研究。李丙寅《略论魏晋南北朝时代的环境保护》(《史学月刊》1992年第1期)从农业生产的发展、水利设施的开发保护、宫廷园林的修建、植树造林、森林保护以及国家环保机构的设置、环保法令的制定等方面论述了当时的环境保护情况。胡阿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生态环境》(《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气候的基本特征是寒冷干旱，动植物资源虽不及先秦秦汉丰富，其间的自然灾害频繁而且严重。刘华《我国唐代的环境保护情况述论》(《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则从植树造林、生物资源和水利资源利用与开发诸方面探讨了唐代环境保护所取得的成就。社会保障方面主要是对各朝荒政及社会救济的研究。张敏的《魏晋南朝抚恤制度述论》(《文史哲》2001年第5期)认为魏晋南朝政权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抚恤制度，主要包括哀死和优抚亡属两方面。但抚恤作为社会保障的色彩极淡，往往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王亚利《论儒家思想对魏晋南北朝救灾理念的主导作用》(《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4期)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府应对自然灾害，主要以儒家荒政学说的理论为指导，灾荒救治政策措施具有明显的儒学化色彩。张学峰《唐代水旱赈恤、蠲免的实效与实质》(《中国农史》1993年第1期)认为，在唐代无论是赈恤还是蠲免，其效果都是极差的。赈恤、蠲免的实质不是为了解救灾民的生活，而是为封建王朝本身的存在保留劳动力。张有棠、徐银梅《唐朝水旱灾害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宁夏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指出，唐前期由于政治清明，救灾治灾措施较多且效果明显，从而较好地维持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而唐后期的战乱等致使救灾措施往往大打折扣。潘孝伟系列文章《唐代救荒措施总体特征》(《安庆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唐代减灾与当时经济政治之关系》(同上1995年第4期)、《唐朝减灾行政管理体制初探》(同上l996年第3期)对唐代备荒救荒措施的实施、减灾的行政管理及与社会经济政治的关系等问题作了较为全面的研究。王亚利《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灾害思想初探》(《四川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的兴盛促使人们对天人关系重新理解，由此形成了天道自然观下的进步灾害思想。但就总体而言，神秘主义的阴阳灾异说在当时仍占据主流地位。社会保障的另一方面是养老及侍老制度。张承宗《魏晋南北朝养老与敬老风俗》(《史林》2001年第4期)认为，虽然魏晋南北朝统治阶级大力提倡“以孝治天下”，但是仍难以在全社会蔚然成风。门阀士族的养老待遇与庶民百姓的养老境况有天壤之别。
社会生活和社会习俗研究。社会生活史一直是社会史研究的重点，内容包括衣食住行诸多方面。服饰方面，陈昌珠《外来文化对魏晋隋唐服饰民俗的影响》(《民俗研究》1997年第3期)论述了外来文化对当时服饰民俗的影响。李蓉《唐代前期妇女服饰开放风气》(《中国典籍与文化》1995年第1期)、张庆《唐代妇女的流行服装》(《文史知识》1997年第3期)、祁嘉华《唐代女性服装的美学风格》(《洛阳师专学报》1996年第6期)等文都对唐代妇女的服饰进行了深入研究。饮食方面，姚伟钧《三国魏晋南北朝饮食文化》(《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唐代的饮食文化》(《华中师大学报》1990年第3期)分别对这两个时期的饮食文化作了全面论述。徐连达《隋唐的酒事、酒宴与酒令》(《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论述了隋唐饮酒的时代风尚、酒宴中的豪华场面和民间宴会，以及名目繁多的酒令等。王赛时《唐朝人的主食结构》(《人文杂志》1999年第2期)具体考述了作为唐人主食的饼类、米类及花样面食。黎虎《汉唐时期的食肆行业》(《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2期)指出，汉、唐时期的饮食原料和饮食成品市场均得到了同步的发展和繁荣，而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两种饮食市场则呈现盛衰不一的情形。居住方面，雷巧铃《唐人的居住方式与孝悌之道》(《陕西师大学报》1993年第8期)、《试论唐代的住宅文化》(《人文杂志》1997年第4期)对唐人的居住方式、住宅文化作了探讨。交通方面，黄正建《唐代的“传”与“递”》(《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4期)研究了唐代“传”与“递”的内涵与发展变化情况。相关文章还有：拜根兴《饮食与唐代官场》(《人文杂志》1994年第1期)、张萍《唐代饮食文化中的道教色彩》(《兰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朱大渭《中古汉人由跪坐到垂脚高坐》(《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4期)、王赛时《唐代的夜生活》(《东岳论丛》2000年第4期)、党焕英《唐代男女服饰及女妆概述》(《文博》1996年第2期)等。
社会风气研究。曹文柱《六朝时期江南社会风气的变迁》(《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认为，六朝时期江南地区的社会风气曾有一个由“轻悍”、“好勇”逐渐向“怯懦”、“敦庞”的演变过程，并对隐藏在风气表象背后的各种社会动因加以诠释。韩东育《关于汉末魏晋世风的历史考察》(《天津师大学报》1994年第1期)认为，汉末魏晋时代人生价值尺度发生大转变，导致逐利慕势风潮甚嚣尘上。统治阶级上层奢侈腐败之风成为近年来学者考察的重点。张庆来、宋洪德《西晋奢风盛行原因及影响》(《大庆师专学报》1991年第1期)，刘精诚《腐败之风与西晋短期而亡》(《探索与争鸣》1996年第3期)，王永平《论东晋上流社会的享乐风尚》(《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3期)、《论北魏后期的奢侈风气——从一个侧面看北魏衰亡的原因》(《学术月刊》1996年第6期)，梁满仓《北魏后期的贪污之风与治贪之举》(《探索与争鸣》1991年第3期)，王雪玲《唐代的奢侈之风》(《唐都学刊》l995年第5期)，陈衍德《试述唐后期奢侈性消费的特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1期)、《唐后期奢侈性消费的社会影响》(同上，1991年，第2期)等文章都对这一时期奢侈腐败的表现、特点及其不良影响作了深入的论述。
社会风俗。于云翰《魏晋南北朝时期城市风俗探论》(《社会科学辑刊》1998年第5期)认为，地域文化差异的逐渐减弱，使城市风俗呈趋同态势，表现为日常习俗的趋同和语言、食品、日常用具、服饰及城市管理各方面的相近。区域社会习俗也受到关注。张弓《敦煌春月节俗探论》(《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3期)通过对八至十世纪敦煌地区春月节俗的考察，揭示了中西文明在这一地区的交汇与融合。张萍《唐代的文身风气》(《晋阳学刊》1990年第3期)认为唐以前文身之俗仅流行于东南地区，至唐代始为中原大众所接受，并被视为一种美的追求、流行的风尚。王万盈《论唐宋时期的刺青习俗》(《西北师大学报》2003年第5期)认为，唐宋刺青习俗是对传统价值观、道德观的挑战，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孙立《魏晋南北朝饮茶饮酒之风》(《苏州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对当时的饮茶、饮酒之风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罗新本《魏晋南北朝之风论述》(《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2期)和葛承雍《论唐代社会中的浊流》(《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1期)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风习作了探讨。刘达、辛向军《魏晋薄葬成因的考察》(《甘肃社会科学》l994年第1期)、牛志平《唐代的厚葬之风》(《文博》1993年第5期)分别考察了魏晋薄葬和唐代厚葬风气的成因及其特点。王昌焕《论唐代社会的神仙信仰》(《史学月刊》2000年第4期)论述了唐代社会的神仙信仰风尚。梁满仓《论六朝时期的民间祭祀》(《中国史研究》1991年3期)具体考察了六朝时期民间祭祀的对象、特点及其所反映的文化心态。
唐代文学史的总体特征篇5
【关键词】魏征事迹史料
1两种最原史始的资料
魏征作为贞观贤相，唐代关于他的生平事迹之史料应该是极为丰富的。首先应该指出，关于魏征生平事迹特别是其谏事的最原始资料包括两种，即魏征自撰之书和唐代实录、国史中的相关记载。
1.1魏征自撰之书
《旧唐书》卷71《魏征传》有云：太宗新即位，励精政道，数引征入卧内，访以得失。征雅有经国之才，性又抗直，无所屈挠，太宗与之言，未尝不欣然纳受。征亦喜逢知己之主，思竭其用，知无不言。太宗尝劳之曰：“卿所陈谏，前后二百余事，非卿至诚奉国，何能若是？”……太宗始疑征阿党，征又自录前后谏诤言辞往复，以示史官起居郎褚遂良，太宗知之，愈不悦。
可见魏征谏诤之事确实很多，仅太宗即位之初，就已多达二百余事，其一生进谏，更不知凡几。他还曾经亲自将其“谏诤言辞”录为一书，这应该是一部收录谏疏原文的书籍。后人所编《魏公故事》，当近于今本谏录，仅择其主要内容，字数尚多达“凡数十万言”，如果这部书是收录其所有谏疏，卷数应该很多。但两《唐志》所著录的魏征《谏事》仅有五卷，如果这就是史传所说之书，应该是选编重要谏疏而成，而不会是所有谏疏的汇编。
1.2唐代实录、国史中的相关记载。
唐代设立史馆，负责纂修实录、国史，这是唐代最重要的本朝史书。《新唐书?艺文志》正史类著录的国史有“《武徳贞观两朝史》八十卷，长孙无忌、令狐徳棻、顾胤等撰。吴兢《唐书》一百卷，又一百三十卷，兢、韦述、柳芳、令狐峘、于休烈等撰。《国史》一百六卷，又一百一十三卷。”起居注类著录的唐高祖、太宗实录有“《高祖实录》二十卷，敬播撰，房玄龄监修，许敬宗删改。《今上实录》二十卷，敬播、顾胤撰，房玄龄监修。长孙无忌《贞观实录》四十卷。”据刘知几《史通》卷一二《古今正史》篇的记载，还有许敬宗在八十卷本基础上增加二十卷的百卷本国史，武周长寿中牛凤及重新编撰的记事起于武德、终于弘道的《唐书》一百一十卷。诸书在唐代流传之久暂广狭不同，有些甚至只是根据一些传材料著录的，根本就没有通行过。如所谓吴兢《唐书》一百卷，实出误解。《旧唐书》卷九八《李元纮传》说：“先是，左庶子吴兢旧任史官，撰《唐书》一百卷、《唐春秋》三十卷，其书未成，以丁忧罢职。至是，上疏请终其功。”《新唐书?艺文志》即据此著录。其实吴兢《国史》在编撰过程中，监修国史萧嵩曾奏取六十五卷，死后其子又进八十余卷，应该都不是定本。韦述曾说：吴兢“别撰《唐书》一百一十卷，下至开元之初”。很可能正是韦述将这两次取进的吴兢《国史》合在一起分为一百一十卷，又在此基础上续撰三卷，成为《国史》一百一十三卷。《旧唐书》卷一二《韦述传》说：“国史自令狐德棻至于吴兢，虽累有修撰，竟未成一家之言。至述始定类例，补遗续阙，勒成《国史》一百一十三卷，并《史例》一卷。”安史之乱平定以后，韦述将其献于朝，后经柳芳等人先后增补，成为一百三十卷的《国史》定本。
唐代实录、国史中记载许多魏征事迹，不仅是就魏征在唐史中的地位和实录、国史在唐代史书中的地位所作的简单推断，也可以从两个具体事例得到证明。一是吴兢所撰《贞观政要》亦多载魏征事迹言论，而这部书主要即据实录、国史摘编而成，陈寅恪先生甚至说“《贞观政要》即《（太宗）实录》之分类节要本”。二是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中引用《实录》，不少条目都涉及魏征，特别是有几条与《魏文贞公故事》同时引用，更说明二者的记载有同有异。
唐代实录、国史的编纂，始于唐太宗时期。高宗以后，不但国史经过多次改编，《高祖实录》、《太宗实录》也经过许敬宗等人篡改，但关于高祖、太宗时期的史事，大体可以视为太宗、高宗初年的记载。因此，其中记载魏征事迹言论的部分，比魏征自撰之书略晚，却比后人相关著作要早，后人著作应该参考过实录、国史。
2对《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的几种魏征传记史料略作介绍
魏征自传之书在《旧唐书·经籍志》中有所记载，即子部杂家的《谏事》五卷，题魏征撰。此外专门记载魏征事迹的书籍在《新唐书·艺文志》中则著录了六部之多，即史部故事类有敬播《文贞公传事》四卷、刘袆之《文贞公故事》六卷、张大业《魏文贞故事》八卷，史部杂传记类有王方庆《魏文贞故书》十卷、王方庆《文贞公事录》一卷，子部儒家类有《魏征谏事》五卷。而现今传世的王方庆《魏郑公谏录》五卷北宋时的两种目录中并不见记载。笔者对《新唐志》所载几部书籍作简要介绍。
2.1敬播《文贞公传事》四卷
《旧唐书》卷一八九上《敬播传》说：“敬播，蒲州河东人也。贞观初，举进士。俄有诏诣秘书内省佐颜师古、孔颖达修《隋史》，寻授太子校书。史成，迁著作郎，兼修国史。与给事中许敬宗撰《高祖》、《太宗实录》，自创业至于贞观十四年，凡四十卷。”敬播是唐太宗时期参预编纂实录、国史的主要史臣之一，应该是在修史过程中，接触到大量关于魏征生平的史料，就同时编撰了此书。这部书仅见于《新唐书?艺文志》故事类，宋代以后除郑樵《通志·艺文略》据以转录外，其他公私藏书目录都没有著录，可能早在唐五代时期就已经失传。从书名中“传事”来看，应该是一部以记事为主的传记性史书，只因多涉朝章典故，而被著录在故事类。
2.2刘祎之《文贞公故事》六卷
《旧唐书》卷八七《刘祎之传》说：“刘祎之，字希美，常州晋陵人……直昭文馆。俄迁右史、弘文馆直学士。上元中，与元万顷等偕召入禁中，论次新书凡千余篇。高宗又密与参决时政，以分宰相权，时谓‘北门学士’……除中书舍人……俄拜相王府司马，检校中书侍郎……后既立王为帝，以其参奉大议，愈亲之，擢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垂拱中……赐死于家，年五十七。”刘祎之在睿宗初次即位时，当过很短时间的宰相，后被武则天所杀。他编撰《文贞公故事》六卷，应该是上元（674—675）年间，在“论次新书千余篇”之内。所谓“论次新书”，就此书而言，很可能是指在敬播五卷书的基础上，又从改编之实录、国史及民间杂书中采摭材料，增加一卷，而成为魏征传记新书。那么自然刘书一出，敬播原书很快就亡佚了。这部书除《新唐书?艺文志》故事类外，还见于其他书目著录。《崇文总目》传记类载：“《文正公故事》三卷，刘祎之撰。”《宋史·艺文志》传记类载：“《魏玄成故事》三卷。”文贞公是魏征的谥号，宋代讳“贞”字，改为“文正公”，又或以其字称为“魏玄成”。三卷本很可能已是残本，《崇文总目》为藏书目录，著录实有卷数，《新唐志》为史志目录，仍著录其全书卷数。《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著录唐代传入日本的古书，其旧事家著录《魏文贞故事》六卷，虽然没有题撰人，但卷数相合，应该也是刘祎之此书。
2.3张大业《魏文贞故事》八卷
这部书《新唐志》故事类著录在刘祎之书下，《通志·艺文略》转录，其他公私藏书目录不载，应该也早已失传。张大业的时代和生平都没有记载，应该略晚于刘祎之。武则天、唐玄宗时有张大素、张大安兄弟，著名于时，张大业或即其同族兄弟。
2.4王方庆《文贞公事录》一卷
王方庆，雍州咸阳人。年十六，起家越王府参军。永淳中，累迁太仆少卿。则天临朝，拜广州都督，境内清肃。证圣元年，召拜洛州长史。万岁登封元年，迁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俄转凤阁侍郎，依旧知政事。后以老疾，授麟台监修国史。寻兼检校太子左庶子，进石泉公。长安二年（703）卒。《文贞公事录》见于《新唐书?艺文志》故事类、《崇文总目》史部传记类。又《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著录“王庆方撰《魏征传》一卷”，“庆方”二字当为“方庆”之误倒。《宋史·艺文志》传记类作“王方庆《魏玄成传》一卷”。“事录”与“传”意义相通，卷数又相同，应该是同书异名。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曾经引用“王方庆《文贞公传录》”，这个书名正好介于“事录”向“传”过渡的中间阶段，可以很好地说明这部书的书名变化过程。
2.5王方庆《魏文贞故书》十卷
此书仅见于《新唐书?艺文志》史部杂传记类著录。“故书”不知是否为“故事”之误。又日本藤原孝范《明文抄》卷一《帝道部》上、卷四《人事部》下、卷五《武事部》引有《魏文贞故事》，卷二《帝道部》下引有《魏文贞政书》。（据孙猛先生《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考证》书稿，未出版。）由于刘祎之《文贞公故事》六卷曾传入日本，这几条佚文应以出于刘书的可能性为最大，“政书”亦为“故事”之误。但如果日本果真曾有“政书”流传，则很可能就是“故书”，政、故形近致误。
上述几部书籍都已亡佚，唯王方庆《魏郑公谏录》五卷传世至今，然此书北宋以前书目中都未见记载，南宋以后突然出现，值得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刘昫.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
[2]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
[3]刘知几.史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4]吴兢.贞观政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5]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m].四部丛刊初编[z].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6]王应麟.玉海[m].文渊阁四库全书[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7.
[7]郑樵.通志[m].文渊阁四库全书[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7
[8]王尧臣.崇文总目.文渊阁四库全书[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7.
[9]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7.
[10]吴兢传.旧唐书(卷102).
[11]王应麟.玉海(卷46).集贤注记.
[12]陈寅恪.元白诗箋证稿.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133.
唐代文学史的总体特征篇6
历史这门课程包罗万象。从内容上来说，传统的历史教学主要涉及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等。但随着素质教育的深入，对学生文艺素养的要求也逐渐提高。文学艺术的内容也经常出现于各类考题中。这部分内容在提高学生素质方面有它的优势，学生也乐于学习，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却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
1.教师不重视
有这样一种现象，刚发的新书，学生首先津津有味去看的不是数理化，而是音乐、美术或历史书上的图片。在学校里，最受学生欢迎的也往往是这些艺术教师。但在历史课堂上，由于受专业的限制，大多数历史教师处理课本上的文艺专题时就显得有点力不从心，影响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如果任由问题发展下去，就会出现这样的局面：教师不会上，学生也不乐意学。显然，这与素质教育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初衷是相违背的。
2.历史课变味
有些历史教师把历史课一会上成语文课，一会上成美术课。出现这样的情况，首先，任课教师的教学态度和理念在一定程度上是值得肯定的，因为他愿意尝试这一非专业领域，但在实践上却脱离了这门课的历史特征。记得听一位中年教师的历史课，题目是《中国古代文学》。这位历史教师的语文功底是比较深厚的，领着全班同学背诵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的很多作品，学生配合得很好，课堂气氛也很好。但一堂课下来，身边的一位听课教师问笔者：“这是一堂历史课吗？”笔者无言以对。脱离了历史特征的历史课，就不是真正原历史课了。
二、针对问题采取的措施
1.教师要有丰厚的知识储备及广泛的阅读面
正如前面提到，历史学科包罗万象。在知识爆炸的今天，各种各样的信息充斥着人们的生活，我们的教育对象也对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学科知识交叉的现象日益增多，历史会用到语文素材，政治会遇到历史素材……这就要求教师对相关知识有一定了解，做到言之有物。
2.注意课程的历史特征
什么是“历史特征”？有一位教师在讲宋明理学时，引用朱熹的《观书有感》中“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引出“格物致知”；一位教师引导学生感受印象派绘画特点（阳光下物像色彩变化）时，让学生认识到了当时光学技术的进步……诸如此类。简而言之，让所学知识找到在历史中的落脚点。
曾看过纪连海老师的一段视频，他指导学生从传世名画《清明上河图》中分析总结北宋经济发展情况，角度新颖，论证有力。在调动学生积极性的同时，也锻炼了学生分析解读史料的能力。所谓论从史出，纪老师的这节课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
在日常教学中，笔者也尝试让学生解读文艺背后的历史。如，在讲中国古代绘画《笔墨丹青》时，笔者做了个课件，取名为《图说历史》，即通过绘画发觉其背后的历史信息。
（1）初识唐朝
教师出示《簪花仕女图》《五牛图》。教师提问：“猜猜看，这是哪朝的作品？”学生回答：“唐朝。”教师再问：“判断的依据是什么？”学生回答：“《簪花仕女图》中仕女的服饰，仕女体态丰腴；《五牛图》中牛健壮有力，跟唐朝的国力相似。”
（2）细品唐朝
①介绍《步辇图》。这是初唐阎立本的作品。以贞观十五年（641年）吐蕃首领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联姻的历史事件为题材，描绘唐太宗接见来迎娶文成公主的吐蕃使臣禄东赞的情景。教师提问：“哪位是唐太宗？哪位是禄东赞？”学生回答：“坐在辇上的为唐太宗，左侧中间站立的为禄东赞（依据服饰判断）。”教师再问：“全图的焦点人物是谁？”学生回答：“唐太宗。”教师又问：“这幅图是怎么突出唐太宗这个焦点人物的？”学生回答：“以宫女的娇小衬托唐太宗的壮硕；以禄东赞的谦恭衬托唐太宗的威严……”教师最后问：“通过对唐太宗形象的刻画，体现了当时大唐的什么风貌？”学生回答：“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各民族友好相处。”
②学生合作探究。教师出示《送子天王图》《虢国夫人游春图》及相关文字资料。小组合作解决的问题：从图中你能得出哪些历史信息？小组合作的成果：《送子天王图》中唐人富于想像力，人物刻画生动；佛教在中原广泛传播，与本土文化融合（人物汉化），体现了海纳百川的大唐胸怀。《虢国夫人游春图》通过描绘杨家姐妹的奢侈生活，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腐化，更预示着大唐王朝开始由盛转衰。
（3）梦回唐朝
教师提问：“根据已有知识，如果有一天你穿越到唐朝，你会看到些什么？你最想对统治者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学生的答案多种多样。